文 |孙元昌
近日在上网查询资料时，无意中发现一条值得关注的信息，信息中说早在1918年中国台湾地区就印行了名为《南胡教本》的二胡教材。虽然信息中说的仅仅是一本书，但却意义非凡，若此信息属实，将意味着我国二胡艺术发展史将有必要改写。
众所周知，我国正式印行的第一部真正可作为二胡教材的书，是1933年问世的《刘天华先生纪念册》，这比1918年的这本《南胡教本》出版足足晚了15年。
查阅号称最完备、最详尽、最权威的《华乐大典·二胡卷》，其中的“二胡图书论著索引”中，出版时间最早的是1918年的《京调胡琴秘诀》，但此书并非真正意义上的二胡论著，内容是关于京胡。所以1918年就出版《南胡教本》，这一信息有必要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经过进一步搜索，笔者发现，这一信息早已被多篇论文采用，只是文字表述略有不同。现将几篇论文中关于这一信息的文字摘录如下：
论文一：“目前可考的二胡教材最早版本为民国七年（1918年）董榕森《南胡教本》，由台北市国乐作曲学会印行。”
论文二：“目前可考的主要有：董榕森在1918年编著的《南胡教本》，由台北市国乐作曲学会印行。”
论文三：“据目前可考的最早版本的二胡教材，为民国七年（1918年）董榕森的《南胡教本》，由台北市国乐作曲学会印行。”
论文四：“最早有关二胡的刊物、曲集、教本是1918年由董榕森编撰，台北市国乐作曲学会印发的《南胡教本》。”
论文五：“1918年，董榕森《南胡教本》，台北市国乐作曲学会印。这是可知的最早关于中国民族乐器的教材。”
从上面摘录的5段文字可以看出，虽词语顺序略有不同，但基本内容完全一致。
事实上引用这一信息的论文还远不止这5篇，这些论文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全部都出自音乐专业硕士研究生之手，是他们已经获得通过的硕士学位论文。
在这些论文里，每一位作者都按照硕士论文的统一要求，写有“独创性声明”，声明中都说，所写论文是自己在导师的指导下进行研究工作取得的研究成果。并言之凿凿地保证“本论文中除引文和致谢的内容外，不包含其他人或其他机构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研究成果。”在上述5篇论文中，关于《南胡教本》的这段文字，都没有引文或注解标记，也看不出属于致谢范围，按说应该都是他们自己独创的研究成果。可既是独创，怎么可能会如此一致？他们大都说这部《南胡教本》是“可考的”，却没有一个人论及是怎么“考”出来的，更没有人谈及这本教材的任何内容，这不能不令人心生疑问。
笔者注意到在这5篇论文中，论文三、四分别将论文一、二列入了“参考文献”之中；论文五又将论文三列入了“参考文献”之中。种种迹象表明，这条信息实际上并非他们自己的独创，而是来自于他们各自的“参考文献”中。
为了弄清这条信息的真实性，笔者翻阅了一切可能找到的涉及民国时期音乐出版的文字资料，但终未获得任何有用的线索。最后还是通过网络，搜到了一些与之相关的信息，并从中得知，确有台北市国乐作曲协会印行、董榕森编著的《南胡教本》一书。该书的书名、作者、印行机构与上面那些论文中的叙述完全相符，但恰恰是我们最为关心的出版时间，相距甚远。
据有关资料介绍，该书的编著者董榕森，1932年10月出生于江西省南昌市，1949年4月到台湾。后来董榕森成为台湾知名音乐家，尤其是在民乐创作、研究方面著述颇丰，甚至有人称他为民乐教父。他编著的《南胡教本》（上下册）一直是台湾二胡教学、比赛的常用书，至今台湾地区还有出售。至于该书的出版年代，只查到了“1999年，完成南胡教本第二册之编著”，而第一册之编著何时完成，未获明确信息，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绝不会是1918年，因为董榕森1932年才出生呢！
面对这样一条未经证实的信息，研究生们在撰写学位论文时，为何如此趋之若鹜、纷纷引用呢？其直接原因也许是《南胡教本》是我国“最早版本”的二胡教材这一定位，具有足够的吸引力。但其深层原因，想必与当今的研究生在学习过程中，缺乏研究、探索、创新意识不无关系，这也正暴露了我国音乐类研究生培养中存在的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音乐类学生，本来文化基础就相对薄弱，尤其是某些表演专业的学生，在学习期间，重专业、轻文化，重实践、轻理论。他们面对自己理应掌握却并未掌握的写作常识、文化理论，不屑一顾。他们的学习，明明已经由通才教育的本科阶段，跨越到专才教育的研究生阶段，却迟迟未能从原来的状态中走出来，仍然习惯于被动地接受灌输，而缺乏研究生本该有的独立思考及研究、探索、创新的意识。
当他们面临毕业，必须完成学位论文时，才真正体会到“书到用时方恨少”。由于缺乏平时的积累，脑子里空空如也，面对电脑无话可说，只能到网上东摘一段、西抄一段，把别人的话搬来，改头换面、重新组接，极力避开查重软件的查验。至于抄来的信息是否可靠，往往并不介意，在他们的潜意识里，已经发表的就无须怀疑，更懒得去问一个“为什么”。也有的论文拉拉杂杂，从古写到今、从东写到西，生拉硬扯、漫无边际。看这样的论文，能明显地感觉到作者不是在论述观点，而是在拼凑字数。最终凑成的文章，虽也洋洋万言，貌似高大上，但实际面面俱到、泛泛而谈、言之无物，通篇找不出多少新意。
之所以出现上述情况，除了学生自己的原因外，学校的课程设置不足，导师的指导不到位，也是不容忽视的因素。
自从我国高校扩招，艺术院校也在“做大、做强”的口号鼓舞下，纷纷升格：师专变学院，学院变大学，研究生招生四处开花。现在学校的楼比以前高了，校园比以前大了，设施比以前先进了……但教师的数量与素质却并未得到相应的提升。有的院校，一位导师带一群研究生，而导师除了教学以外，还有自己的科研任务要完成，已经不堪重负。在这种情况下，指望教师对每一个学生都能尽心尽力地给与有针对性的指导，是不现实的。况且由于种种原因，如今也并非所有的导师都具备与研究生教学相匹配的专业水准、职业操守。可以设想，如果这种状况长期继续下去，我国音乐类高端人才的培养，必将受到严重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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