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磊磊/摄
文 | 陈智鵬
在马勒以诗人汉斯·贝特格的德译中国古诗选集《中国之笛》的若干篇什为歌词文本而写出流芳百世的《大地之歌》的整整一百年后，波兰当代大作曲家——克日什托夫·潘德列茨基，也将目光投向了贝特格的《中国之笛》，写出了歌词同样是中国古诗的德语译本，形式上也同样更接近一部声乐套曲的《第六交响曲——中国诗歌》。
4月13日晚，笔者聆听了主题为“吕绍嘉演绎潘德列茨基《第六交响曲——中国诗歌》”的上海交响乐团乐季音乐会。出身于宝岛台湾如今享誉国际的指挥大师吕绍嘉与上交2018-2019乐季驻团艺术家——德国男中音歌唱家托马斯·鲍尔联袂登台。
潘德列茨基《第六交响曲——中国诗歌》于2008年动笔至2017年才告最终完成。值得一提的，早在2017年5月6日的上交乐季音乐会上，上海观众就已有幸听过潘氏最早写出的三个乐章，当时的曲名还是《三首中国歌曲》，而演唱者正是托马斯·鲍尔。
《第六交响曲》以八首诗歌将作品自然分成了八个乐章，并以诗名“闻笛、异乡、河上、野雁、断念、月夜、夜景、秋歌”直接作为乐章标题。从标题就可大致看出潘氏这部作品总体情绪上的“悲愁”之味。从年少时亲历的波兰战乱，到名作《广岛受难者挽歌》对战争的整体反思和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如今迈入晚年的潘德列茨基和一百年前的马勒一样，从“异乡、野雁、断念、秋歌”这些典型的代表离愁别绪的意象中，找到了跨国界、跨种族、跨时代的深层心灵共鸣与精神慰藉。音乐上，《中国诗歌》也颇有些《大地之歌》在一百年后的余音回响，调性模糊却色彩鲜明，整体弥漫着一股深沉的回忆和怀旧气息。但两者共性太大，比较便在所难免。就笔者拙见，相较于马勒在《大地之歌》中对不同歌手声部、诗歌与音乐情绪的对比、分曲与全曲间的时长、音乐结构的布局，以及调性的变化与发展等各个方面，均予以高度掌控和真正交响化的处理来说，潘德列茨基的《中国诗歌》是稍逊一筹的。尽管我们从诗词文本上能看出不同诗歌间的素材和情绪的差异，但音乐听来却并不明显，谋篇布局也稍显随性和松散。整体听来就是一部艺术歌曲集或声乐套曲，称之为“交响曲”确乎言过其实（即使当代对“交响曲”的定义早已十分宽泛）。另外，似乎是为了使八首分曲听起来更像一个整体抑或是增加一些“中国味儿”的考虑，作曲家在第一和第二、第三和第四、第六和第七，以及第七和第八曲之间各安排了一小段二胡独奏。可每当二胡在西洋乐器和男中音一番“交织”后孤零零地响起时，实际效果却总是让人感觉十分突兀和不知所云。至于为何第二和第三、第四和第五以及第五和第六分曲间却又没有二胡来连接过渡，答案恐怕只有作曲家本人知道了。
相较于《第六交响曲——中国诗歌》这样“高大上”的标题，下半场的理查·施特劳斯《家庭交响曲》就显得平易又世俗，曲子写的也真就是家庭内部的琐事（有游戏，有争吵，甚至夫妻性爱都写进去了）。一个小小题材，鬼斧神工的施特劳斯却硬生生把它写成了个晚期浪漫主义一百多人的四管编制庞大又极其复杂而精巧的乐队作品。仅仅7年就使台湾爱乐发出了国际级乐团音响的吕绍嘉，当晚用他的功力和舞台魅力告诉了上海观众，什么叫作名副其实的华人指挥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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