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哥去世已二十五年了，他去世时不满48岁。他虽比我大近二十周年，但与他重合的二十多年时光里，我没有一天感觉他真正快乐过。现在我想，这是不是时代的呜咽和印记——题记
1950年11月，大哥出生在一个叫做樟树角的小山村里。新中国刚刚成立，又迎来新生儿子降临，双喜而至，当时的父亲分外高兴，便在门口的那棵古樟树下摆上喜宴，大庆、大醉了两天。
可大哥比我大了近20岁。等我出生的时候，他已经去部队当兵了。
我对他有印象，始于我6岁他从部队回来结婚的那天。
那天，我们家里客人穿梭般进进出出，樟树下的天塔里也都挤满了前来喝喜酒的客人。鞭炮、锁呐声响个不停。接新娘、看新娘、拜堂、闹洞房，热闹了整整一个大白天。临到入睡时安静些了，可突然又传来更大的嘈杂、喧哗，那声音从新房传到伙房、从伙房传到堂屋、从堂屋传到外面天塔、又传向村头和周围的山上。只是这个声音里面没有了白天的嬉笑和欢闹，都是焦急和议论。
我依稀听见：有人跑了。
谁跑了？为啥跑了？还惊动那么多人去找？
我那时只想着睡觉，没细想。
后来才知道，是大哥从新房里跑了。等大家找得心灰意懒的时候，他又静无声息地折回了房间。
大哥一直不肯和姑妈家的嫂子结婚，他心里装着的是他从小喜欢的姨妈家的云芳姐。一听到父母要他和嫂子结婚，他就精神失常了。
大哥入伍前读过高中，在那个年代，读过高中的哥，在部队里自然算个人才。领导让他写材料和报道，很是受到器重。后来我翻看到他的一张相片：穿着军装、腰间别着手枪，站在一株葱郁的松树旁边，那样子多么英姿飒爽！从中看出，他当时在部队发展得是不错的。
后来看到大哥精神异样了，部队就派人来我家了解情况，也做过父母和大哥的工作，最后还把我大哥从部队安排到《湖南日报》当编辑。可是大哥硬是无法稳定情绪，两个月后，部队只好派专人把大哥护送回家了。
回到家的大哥经常摔东西，也哭和闹，似乎使尽了招数。但婚事不是儿戏，哪能说改就改。
嫂子高高长长的，很精明能干，也漂亮。
至于云芳姐长得咋样，我还没看到过。每年只有一次去姨妈家，那就是正月拜年。但是每次去都看不到她。姨妈说她到北站，要看店子。
北站就是我们县城的火车站，1978年枝柳铁路通车的前十几年，车站周围店子生意异常火爆，听人说云芳姐在那赚了不少钱。
我一直好奇，也有种不甘心。大学毕业后，有一天我专门找到了云芳姐那里。
我问店老板，店老板说：“她早没做这个了。”
“她现在哪？”
“在家。”
“家在哪？”
他手一指：就那栋五层楼的屋。
门开着的，我直接进到屋内，看见客厅的总台和坐在总台旁边的一男一女。
男的一身简单穿着。我叫声大哥好。
女的个子不高，两边脸颊有点绯红，不仔细看，以为是酒糟脸，但看起来也还是不错。
我问：你就是云芳姐？
她看着我，不怎么笑，只说：我猜着你是谁了，大学毕业了？
我讪笑着：已工作了。你开酒店了？生意好吧？
不好，亏了。
都说你赚了钱呀。
赌博输得差不多了。
……
似乎是话不投机，我匆匆告辞了出来。
回到家里，我就想，父母之所以坚持这段婚姻，可能就是坚信嫂子的精明能干；而嫂子之所以坚持，也一定是缘于自己内心对大哥的那份爱恋和不服输的执拗吧。
结婚的那一年，老听到大哥依然摔东西。但一年后，大哥不再摔了，和嫂子也有说有笑。这说明父母和嫂子的坚持是有道理的。有天晚饭后，我居然听到大哥拉起了二胡。那声音时而悠扬、时而激越，从他的伙房屋传到了门外，从门外穿过天塔、从天塔传到了对面的山野，伴随着山风，似乎在四处散播着他的那份安然和自得。
我那时上小学了，大哥被安排为村民办教师教我们读书。
大哥的课上得是认真的，粉笔字也写得漂亮、工整，我安安静静地听着。可是坐在旁边的两个同学听不进去，总是说话，还你挠挠我、我戳戳你。大哥向他俩瞪了几次眼后，就黑着脸扔了一黑板刷过来。他们俩个一闪，让开了。我没留意，结果黑板刷从我右脸擦过去，留下满脸的粉笔灰，像个小丑和花旦，惹得全班同学哄堂大笑。
大哥那时也刚当老师，上课严肃、刻板，调皮的学生多时候坐不住。但下课了大哥却能在办公室里说说笑笑。课间操时间如果下雨，他就和张老师、田老师三个人抡着坐庄打乒乓球。冬天里，也常看到他脱了一件衣服、又脱一件，只留下一件内衣，与他们两个你来我往地抽杀。我有时也学着跟他打，但大哥总是发很旋的球，我一接，球总是东扭西溅地控制不了方向；他经常咬着牙，左手用球重而快地撞击着右手球拍，发出的球就像枪打出的炮弹，迅疾向你奔来。接住它，多半要被冲个踉跄。他这个痞子发球动作影响了我，以致后来我总改不了习惯。每到中午，大哥就爱拉二胡，田老师就配合吹笛子，这样二胡和笛子的交响乐经常久久地在我们这个山村的小小校园里传荡、传荡。大哥的兴致似乎更高些，有时笛子声音没有了，二胡的声音还能“耳耳耳”地响上好长一气。现在回想，那真是原始的自然的难得的山村音乐会。
听嫂子说，大哥的二胡是从部队带回来的，乌红檀木做成，好贵。在外面，大哥就把二胡随身带着，有时拿在手上、有时挎在左臂旁，走起路来，二胡也就跟着一晃一摆。
回到家，只要有空，大哥又会拉起二胡。
那时，二胡、笛子比较常见。中学有个罗老师，还可以用鼻孔吹笛子。可我似乎都不怎么稀罕，我只希望有人能当面用葫芦丝吹一曲《月光下的凤尾竹》，我觉得那才叫好听、浪漫，所以没有去体会大哥的二胡拉得好与不好。不过，我看得出来，嫂子这时候是最开心的，边做事边时不时扭过头看看他拉，有时还笑：看，又像个癫子了。听嫂子这么一说，大哥牙齿一咬，嘴巴一咧，手和头就不住地摆动起来，那样子还真像个癫子。看看，那大樟树叶子也癫得直差栽个跟头。
有段时间他偷偷拉起了《小芳》。后来嫂子听明白了，就边扫地边用扫把跺着地面说：“你一天拉一下，算么卵？有本事从现在拉起，拉到明天早上还不停算你真心！我还允许你到北站拉替，你能拉到她拿起板凳坐到你面前听算你很，我就成全你们！做不到这两个，就不要拉。再拉，我就把那二胡朝樟树身上砸个稀乱！”经嫂子这么一发威，大哥后面再也没拉《小芳》了。
几年过去，大哥和嫂子已有了两个孩子，虽都是女儿，但大哥的心终于安定下来。嫂子不仅高挑，还特别能干、顾家，我心里反复琢磨，云芳姐未必比她强。
大哥还写得一手好毛笔字，只要附近有红白喜事，别人都会专程跑来请他过去写对子。比起大哥来，我既不会拉二胡，也不会写毛笔字，可是我心里对大哥的这些能力都不以为然。也许是因为大哥和我一起的时间少吧，或者我已有了我自己的内心世界。那时我一心喜欢上了《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隋唐演义》等连环画，心中驻着自己的英雄和追求。每次赶集，我都会自己挑着一担柴卖，然后拿出几分或一角钱买小人书回家。记得最狠心的一次，我居然用了2元3角买了三本大部头的《三国演义》，痴痴迷迷看了一个暑假。每次我埋头沉迷看书的时候，大哥走过我身旁边总是丢下一句“书中自有房进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当时不知道他说的啥意思，也许是我看书太着迷不想揣摩这话的意思，其实更多是我那时知识真的贫乏。
大哥有时也给我讲故事，但总感觉他太严肃，亲近不起来，我只是佯装着听。他讲得最多的就是每到春节，关于“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这个春联故事了。尽管那时我已读初中，但还是不太明白其中的意思。只记得大哥说，它是中国的第一幅春联，还是什么国君孟昶写的等等。有一年春节，他居然专门进城买了这一幅对联，把它端端正正贴在了堂屋中央，而且一字一句的又给我讲了一遍。自此之后，这幅对联就印在我脑海中了。当然影响不止如此，我以后看书也开始留意起了有关对联的内容，就连每年历书上的那半页对联我也不会放过。我现在喜欢参加对联应征活动，我想一定是受了大哥的影响。
印象中，大哥不怎么帮着我，有时还打我骂我。
母亲从不让我们睡早床，天一亮就催我和弟起来。母亲叫我早饭之前必须砍一担柴回来。我从小实诚，砍一担柴就要算一担柴，每次都是小山似的两捆，经常是自己挑不回家，要姐过来接，卸成两担才能挑回去的。大哥从不接我。记得有一次我看他走过来，以为接我的，哪知他用眼神扫我一眼后，又竟自走了，走向学校的方向。那次我是咬着牙，一路歇了十多肩才到屋。到屋时，我已是大汗淋漓，双腿不住打颤，站都站不稳！
我砍柴的时候，母亲就让弟弟放牛。弟弟只小我三岁，所以我和弟弟玩的时间居多。但玩着玩着，因为争抢东西又会打闹起来。这时候，大哥不知道从哪里忽然闪将出来，有时还伴着怒目圆睁或一声大吼，然后就是猛将我扔翻在地，要不就在我头上一囫囵懒爪，让我头晕晕糊糊，半天回不过神。我和弟弟的撕扯时常就这样被怏怏地分开。
我读书成绩一直不错，所以小学升初中、初中考一中都很顺利。一中是省重点高中，我学习更用功了。周六放学了就回家，周日上午帮家里干一些农活，下午就从家里包一瓶盐菜赶回学校，开始了一个星期的苦读。有次大哥在城里办事，突然到学校寝室看我。同学们看着我哥，问我：你爸？读大学时他来寝室看我，室友们也同样把他当成了我父亲。两次看我，他没收获到一点自信，倒弄到满脸尴尬，于是他逢人时不时就拿这事自嘲。
我想，怪谁呢？怪你大我太多、还是怪你看我太少？你多来那么十或几十趟，别人还不知道你是我哥？不仅如此，同学们还会认为你是一个比父亲还亲的大哥哩。
说实话，虽然我平常不爱多话、不爱说话，但我心里还是在乎有人关心的。
我大学毕业后，也回到县城和大哥干起了同行，大哥已从山上调进了坪区，而我在另一个镇上教中学。那时候都是各忙各的事，我更要考虑我的婚姻和家庭，所以和他几乎没有联系、往来。
但是有一次我在县城打字店打印文件时，却意外地碰上了他。他手里拿着一个塑料袋，他说现在民办老师有转正的机会，来复印几个资料。我说：“好事啊，抓住机会呀。”但我没看出大哥脸上的高兴，却感觉有人抓住我的手，把我从店内拉到店外。
这人笑着眼睛问我：“认得到我不？”
我摸着后脑壳，嘿嘿干笑着。
看我尴尬的样子，他就宽慰地说：“你小时候一直读书，大了又一直工作，很少回去，自然认不到我，正常。我是住在你哥学校旁边的你远房亲戚五爹。我儿子给我写信了，每次都是你哥念给我听的。”
我连忙说：“哦哦，那是，应该的。可你们今天怎么一起了？”
“我给儿子回封信，想让你哥帮下忙，就一路了。”
我正准备答话，他马上改变了话题：“今天我也没想到在这儿碰到你，但既然看到你了，我还是跟你讲下你哥情况，听完之后，你帮得到忙的要帮下。”
“五爹，你讲。”
“其实，民办老师早在好几年就可以转正了，一些老师都办好了。原来和你哥一路在山上教书的覃老师（那时他管后勤、食堂）、张老师都成了公办老师，还有比你哥迟好几年教学、跟你初中同过学的某某也成公办老师了。”
我很认真地继续听他讲：“你哥又不是教不得书，他上的课，我修学堂时在门外听过，讲得眉飞色舞的。你哥73年就当民办老师了，今年94年，整整21个年头。论工龄、讲能力，你哥都有资格。现世道，要讲关系。你哥人恪，不喜欢找关系。你认不认得到人，帮你哥求下人。”
我摇着头，苦笑着说：“自己的妆自己画，自己的泥巴自己擦，我自个的职称都还想找人帮忙。转正是要符合一系列条件的，我回去问问嫂子，看哪里出了问题。”
我陪大哥一起回到了老家。
嫂子老了，但依然硬把。她听到我是专门问哥转正的情况，就掰着指头一五一十地说开了：“你哥自个儿文化考试没问题，语文分数都到前面。就是上课管不到学生、班上学生成绩差。再加上他脾气隔、性格倔、又不求个人，有名额自然轮不上他喽。还有，后面可以通过进修的机会，他又死活不肯。”
“怎么还是成绩差？”我疑惑地问。
“不知是人老实，还是运气差，他班上总是留级生多。”
“那为啥不肯进修呢？”
“他说进修影响上课，本来学生成绩就不好；还要花钱和时间，又怕学不到。所以不去，我逼他几次他都不去，难道我替他读书去？我都跟到急死了！”
听嫂子这样说，我就掉转过头劝大哥：“进修还是要去，你学不到，别人可能比你更学不到。也许学习没有你想的那么难呢？”
大哥默不作声。我看了看他半气，也不见回话。那么大的人了，我也不好多说什么了。
临走我对哥嫂嘱咐：转正指标，大家都争得很，自己要边努力、边耐心等待机会，心态和状态很重要。
说完，我看了大哥一眼，走了。我也不知道这是和大哥的最后一次见面。
九十年代后几年，因为生计问题，我留职停薪去了特区珠海打工，和大哥及姐、弟没有了一点联系（那时没有手机）。就是在这没联系的几年，大侄女迎红、二侄女梅梅先后出嫁结婚了，大哥也在我从特区回来的前一个年去世了。
嫂子告诉我说，大哥临终前想见我一面，但不知道我在哪里，联系不上。嫂子还说，你大哥这几年一直为转正的事闹心，喜欢喝酒，一喝就醉，谁劝他都不听；领导劝他，他还骂领导。后面一次就因为喝酒太多，突然倒地不起，脑溢血去世了。
嫂子继续说，他去世前的这几天晚上，天天拉二胡，一曲接一曲，每天都拉到半夜。好多歌都拉走了调，声音好瘆人。最后一晚，他拉着拉着，竟迈出门，朝樟树走去，最后只听得“嘭”的一声响，二胡在樟树身上被砸了个粉碎。二胡我没帮他砸成，结果倒是他自己砸了。
“他死前留下了话，说不要把他和爸妈埋在一起，他要和婆婆一起，他说婆婆最喜欢他。看来他怨着父母；还有，心也远着我。”嫂子湿润着眼睛最后补充道。
我深想，大哥这许多年，一定是处在抑郁的感情之中！
大哥去世的那年是1998年6月，还差几个月满48岁。
后来知道国家颁布政策，从1997到2000年这四年时间解决了全国80万民办老师的转正问题。我想只要大哥坚持活着，他一定可以成为公办教师中的一员。
每次回到老家，在经过大哥坟头的时候，我都会停一下脚步凝神那么一会儿……我想，我们再也听不到大哥的二胡声了。也许，每当别人拉起二胡的时候，我会想起他；也许有一天，我也会拉起二胡，不管拉不拉得好听……
作者简介：覃文化，男，湖南张家界人。有诗、散文、小说百余篇幅在《中国青年报》《三湘都市报》《词刊》《团结报》《张家界日报》等处发表，征文获奖多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