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师亦友四十年,共筑胡坛一片天

關銘

从民族音乐沃土中走来的二胡大师

闵惠芬女士是中国二胡第一代女大师,在她的创作实践、表演艺术、教学成果、理论著作中无不散发着民族音乐的阵阵清香,传递着民族器乐艺术的神韵。

认识闵惠芬女士是在1973年“广交会”的一场音乐会上。一曲《江河水》拉得你柔肠寸断,那舒展的运弓、独到的揉弦、如诉如泣的旋律、独具匠心的音乐处理,让听众为之叹服。第二首曲目是《赛马》,那轻快跳动的节奏、热情奔放的曲调,拉得你心潮起伏,如醉如痴,观众不得不为中国第一位二胡女大师而拍手叫好,30年过去了,精彩的一幕仍在心中回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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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二胡大師閔惠芬

当大师不易,当女大师更难。翻开中国当代二胡文献,我们不难发现:建国前的二胡大师是周少梅、刘天华、刘北茂,之后是蒋风之、陆修棠、陈振铎,再后是阿炳、俞鹏、张季让等。他们均为男士,无人惊呼“阳盛阴衰”,为女士抱不平。因为在中国历史沿革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皆为男性主宰天下,顺理成章,不足为奇。建国后,50年代的二胡大师是陈朝儒、张韶、刘明源,以及后起的王国潼、鲁日融、肖伯庸等,还是男性主宰二胡艺术。对此大家也习以为常,顺理成章。1963年,17岁的闵惠芬还在上海音乐学院附中(高中)读书,却在“上海之春”二胡比赛中技压群雄,一举成名,荣获二胡组一等奖第一名,令二胡界为之一惊。百余年一直由男性统领的二胡演艺格局被打破。加之后来吴素华一曲《江河水》和许讲德一曲《子弟兵和老百姓》的冲击波,使得“阳盛阴衰”的堤防岌岌可危。一时间,闵、吴、许三足鼎立,大江南北,独领风骚。从此“巾帼不让须眉”的局面一直顺延至今,如第三代的姜建华、姜可美、宋飞、严洁敏、于红梅、薛克、马晓晖、王莉莉、段皑皑,直到第四代的李源源、王颖、孙凰、杨云等都是二胡高手,二胡界多了一支娘子军。在这30年中,虽然出了刘长福、陈耀星、周耀锟这样的大家,以及后来涌现的周维、陈军、邓建栋、金伟这样的二胡高手,但在性别的比例上,还是女士优先。再看看当今音乐艺术院校中的二胡专业的学子,几乎清一色女生,“阴盛阳衰”是否已成定局。从上个世纪20年代到60年代是“阳盛”的40年。从60年代到90年代是“阴盛”的40年。也许是历史的轮回,是否可称为“四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了?

近年来关于“阴阳衰盛”之事存在着不少议沦,为此我也略表一下自己的观点。中国古代的皇帝都是传男不传女。《黄钟·大吕》、《宫正·律直》,顺天理,合民意。后来唐代出了个武则天,清朝出了个慈禧,统治天下数十载,世间也并没因此而不太平。历史的车轮也并没有因为他们是女性而停止转动。中国历代诗人大都是男人,如李白、杜甫、白居易,诗震山河,气贯长空。但宋代却出了个女词人叫李清照,可谓是万绿丛中一点红,清秀空灵,香气宜人。

二胡是一件乐器,无论在男性手中或是在女士手上都应该是工具。这要看谁玩得好,耍得漂亮,我们就认同谁。如果女性能在技术和艺术上超过男性,就更难能可贵了。无论是男是女,技术和艺术的起跑线都是均等的。闵惠芬女士就是沿着这条起跑线,踏着民族音乐的沃土一路走来的中国第一代女二胡大师。我们不妨称它为:“闵惠芬现象”。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闵惠芬的二胡艺术之路可圈可点,值得我们研究、总结、学习、推广。现就这个问题,简述一下闵氏的成功之道,与专家研讨。

一、扎实的基本功是通向成功之路的必备条件

科学系统、规范有序的基本功训练,是演奏家成功解读作品的有效手段。而扎实的基本功则是打开成功之门的一把钥匙,我不是搞二胡教学的,不敢在专家面前班门弄斧、妄谈基本功训练的方法。但从二胡表演艺术的高度来审视一下基本功训练中短缺的内容和存在的问题,应该是大有裨益的。

二胡的基本功训练内容包括:1.基本技术训练;2.高级技巧训练;3.综合技术、技巧训练;4.艺术表现手段训练。

1.基本技术训练:包括右手的长弓、短弓、分弓、连弓、顿弓、跳弓等弓向、弓位、弓序的运弓动作,以及左手指距、把位、指序、滑音、泛音等按指动作。这部分虽属初、中级训练内容,是基础工程,但决不可小视,如果基础不坚固、不扎实,下面的高级技巧训练是无法完成的。

2.高级技巧训练:包括左手的快速短弓、顿弓、连弓、击弓和左手的开放或收拢性指距训练、换把、大跳、同指异音及同音异指等均属高级训练内容。在现代二胡作品中,这一部分技巧使用得最多,它是诠释现代作品的重要技术手段,也是表演艺术中演奏家引以为荣的技术亮点。

3.综合技术、技巧训练:在掌握了基本技术和高级技术之后,再进行综合训练是一个科学的训练程序。综合训练包括音阶练习(五声、七声、半音、全音、琵音)技巧练习(双手配合、换弦、跳把)以及风格练习。技术、技巧可以通过科学的方法,坚持长期训练而获得,但是风格的掌握并非一日之功。在这里我要重点强调一下风格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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闵惠芬老师说,她是为二胡而生、为二胡而死的人,只要还有一口气在她就会拉二胡。

刘安《淮南子·主术训》中日:“乐生于音、音生于律、律生于风,此声之宗也。”这是说风格决定音律,音律产生音调,音调组成音乐,“此声之宗也”。风,指风格。风格是民族文化、地域文化、语言、风俗、民情、民趣活的载体。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东西南北中,风格各异。现代二胡作品中,不仅包括了民族风格,还会有很浓郁的地方风格,如果我们不学习,不研究,不掌握,不区分,那么我们的演奏家岂不是千人一面、万人一曲了。在中国二胡学会成立I6周年纪念音乐会上,一位很有实力的演奏家在演奏《阳光》时拉得干净利索,出手不凡,但在演奏《病中吟》时却显得力不从心,索然无味,判若两人。这个例证不仅说明了风格训练中存在盲点,也说明了传统曲目中的民族音乐风格和民族音乐神韵问题是值得认真思考和对待的问题之一。在西安和北京,我曾多次聆听蒋风之先生亲自演奏《汉宫秋月》,至今仍是绕梁三日,终生不忘。自蒋先生过世后,还没有听到过如此美妙的声音。《汉宫》一曲技术上并不难,只用一个把位,学琴不久的青年人都可以拉下来,但时至今日,一些研究生,包括一些“大家”又有几人能拉好《汉宫》呢?这不是技术问题,而是艺术修养问题,民族音乐底蕴问题,传统曲目功力问题,这正是许多演奏家不愿问津此曲的主要原因。目前市场上二胡演奏家的光盘数不胜数,但将此曲收入CD的却廖廖无几。在技术和艺术的高度上,我们的训练砝码至少是不够平衡的。

4.综合艺术表现手段训练:包括音高、节奏、速度、力度、音色转换以及对作品中的意境描绘、人物刻画、情绪表达、场景想象等都属艺术表现手段训练内容。只有对作品的结构、曲式、旋法、织体、和声、配器作深入的分析,对不同流派、不同风格、不同作曲家进行认真研究,才能融会贯通。实践出真知,演奏家解读作品的能力是在不断学习中获得的,是在不断实践中加以丰富的。可以说,扎实的基本功是演奏家通往二胡演奏艺术成功之路的必备条件。

在中国二胡艺术近百年的发展史中,我们积累了相当丰富的乐曲和练习曲,这是件好事。二胡是一门新兴学科,存在着诸多问题,有待逐步完善。在专业教学体系中,我们还缺乏科学系统的、规范有序、能适应在各个年龄层次、各个教学阶段和各种技术需求的专业教材。和繁衍了几个世纪的的小提琴教材相比,我们的教材建设还处于滞后状态,我们没有足够数量和质量的独奏曲、重奏曲、协奏曲、练习曲以满足不同程度、不同层面的教学需求,教师的普遍反映是吃不好、吃不饱。中餐吃不饱,可以吃洋餐,移植曲目就应运而生,首选当然是小提琴曲目,于是掀起一股移植热,先是国内的,后是国外的。“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根据目前教学现状,建立一整套科学系统的、规范有序的二胡教材应当是我们今后工作的重点之一。闵惠芬就是1960年全国二胡教材会议之后的受益者。

闵惠芬女士在上音附中时师从王乙教授学琴,大学时师从陆修棠大师学琴,受到良好的基本功训练和艺术教育,天才加勤奋,名师出高徒,上海音乐学院出了像闵惠芬这样的二胡大师,实属必然。

二、深厚的民族音乐功底是艺术青春的根本保障

二胡音乐是雅俗共赏的音乐,二胡文化是雅俗共育的文化。二胡文化是中原文化、胡文化、地域文化在长期相汇相融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多元一体”的音乐文化,所谓“多元”,是指它吸收融会了我国各民族地域文化及域外文化之所长;所谓“一体”是指以汉族音乐为主体的中华音乐文化。因此,二胡音乐文化在其内涵上是“多元一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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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受人们喜爱的闵惠芬老师

闵惠芬女士生在宜兴,长在上海。吴越文化之灵气、地域艺术之音韵早已渗入她的血液之中:水乡民歌之甜美,沪剧、越剧之灵秀,江南丝竹之婉转,为她的成长造就了一个良好的艺术氛围。她学习民歌、学习广东音乐、学习江南丝竹、学习京剧。用二胡拉戏是她艺术道路上最为重要的一课,在她日后的创作、表演中都带有戏曲音乐里拖腔、行腔、润腔的痕迹。1960年,闵惠芬女士还向鲁日融教授学习过《迷胡调》,探索陕西风格演奏技法。近两年,闵老师在莫斯科和法国等国外演出活动中还经常拉上一曲《迷胡调》,过一把“秦派二胡”之瘾,不过用的是由洋人组成的管弦乐队给中国二胡伴奏,长了中国人的志气。因这里要提及一点,闵老师为了学习陕西戏曲音乐,她频频出入上音资料室,借来了秦腔、迷胡、碗碗腔的唱片,一遍遍地听,一遍遍地学,用她自己的话来讲:“那原汁原味的戏曲音乐,浓烈地表现出西秦的音乐气派,那是风源,虽然我根本听不懂里面的唱词,但那不重要,重要的是接受了这种音乐的气质和它浓厚的韵味、特殊的音律、甚至那带着沙哑狂放的男腔,这是我在少年时代初次接触西北音乐的深刻印象”从以上的话语中我们不难看出,在学习民族民间音乐方面闵惠芬那股狠劲,那股钻劲,这是其一。

其二,学以致用,她是这样说的:“演奏江南风味的乐曲和演奏《迷胡调》有极大区别,似乎浑身要换一副骨头。拉江南风味的乐曲和民间音乐感情气质要相对平和细腻,音色要明媚秀丽,按指运弓应如行云流水,而《迷胡调》则要晴朗醒目,激越之处要加大力度,凄婉之处要粘捏柔美,奇怪的是,每当我拉起《迷胡调》时,我总不自觉地想起我5岁时见到的南下工作队的北方姑娘,想起那嘹亮的歌声,想起了北方人特具的爽朗气质。”最后她感叹地说:“光阴如箭,自六十年代至今转眼已三十几年,民族音乐风风雨雨,潮起湖落,然而西北的秦川之风总徐徐吹来,让人们感到舒坦而又振奋,这些年中《迷胡调》已成了我的保留曲目。”

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这些肺腑之言正像闵老师的为人,坦坦荡荡、落落大方,正像闵老师的演奏自然天成、娓娓动人。民族音乐的沃土培育了闵惠芬,造就了中国第一代女二胡大师。在学习民族音乐、掌握民族音乐、运用民族音乐方面,闵老师为我们树立了榜样,这也是五十年来她永葆青春的秘诀之所在。二胡,二胡音乐,二胡创作,二胡教学如果离开民族音乐这片沃土,将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永葆艺术青春也将成为一句空话。

其 三、创作、教学、表演、论著是闵氏二胡艺术的重要内容!

集“创作、教学、表演”于一身,是中国民族音乐得以传承繁衍的人文现象。这种现象自古有之。集“创作、教学、表演、论著”于一身者并不多见,是否可称为独特的人文现象。这种独特的人文现象,不是闵老师二胡艺术的全部,只是她二胡艺术中的重要内容。

闵老师的创作多偏重改编、移植,为了丰富上演曲目,她移植改编了《宝玉哭灵》、民间音乐《寒鸦戏水》、古曲《阳关三叠》,如果对戏曲音乐、民间音乐不了解、不熟悉是万万动不得的,但闵老师具有这方面功力,改得自然,编得通顺。70年代她还编创过一首名叫《红旗渠水绕太行》的二胡曲,此曲流畅舒展、优美清新,响遍大江南北,为“文革”期间奄奄一息的民族音乐点燃了一支火把,为民族乐器的复苏点燃了希望。《草螟斗鸡公》是一首民间乐曲,经过闵老师演绎而显得妙趣横生,《洪湖主题随想曲》是闵老师编创的重点曲目,她将戏曲音乐里的行腔、拖腔、润腔手法融入乐曲之中,取得了良好的演出效果,得到专家的公认。

在繁忙的演出和社会活动之余,闵老师还献身教育事业,关心下一代成长,培育二胡人才,为青年人传授技艺,像赵建华、沈清、刘光宇都成为了出手不凡的二胡好手。

二胡表演艺术是一门新学科,它是演奏家技术能力和艺术能力的综合展现。演奏家解读作品,首先是技术上的解读,完成作品要展现的各种技巧,然后是艺术上诠释,完成作品所提示的思想内容,将技与艺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准确地表达作曲家创作初衷,这样才能称得上是成功的演绎。闵老师的二胡表演艺术是技中有艺、艺中有技、技艺双全、尽善尽美,用二胡谱写了艺术生命中最辉煌的篇章,《长城随想》就是这个篇章中的代表作。

二胡协奏曲《长城随想》诞生于1982年,这是作曲家刘文金先生的力作。《长城随想》是一部充满爱国主义、民族精神、民族气魄、中华神韵和民族风格的大型二胡协奏曲。当年闵老师拿到各段旋律谱,“每天练得如痴如醉”,但在1982年初,因患恶性黑色毒瘤,“作了第一次手术。术后伤口三四个月不愈合”,她回忆道,“我急得火烧火燎,为了练好《长城随想》,每天下午医生查完房后,我用纱布将伤口扎紧,就偷偷溜回去练琴”。这就是闵惠芬,我们的二胡大师对艺术生命的执著胜过对生命的珍惜,为的是“唤起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精神,用音乐的力量唤起中国人自尊、自强”。

( 三 )謙和平易近人的閔惠芬老師

是她,她的同事——瞿春泉指挥,她的乐团——上海民族乐团将这首中国二胡第一部协奏曲推上了音乐舞台,获得极大的成功。在1983年全国第三届音乐作品评奖中,《长城随想》从300多首参赛作品中脱颖而出,获得一等奖。这个喜讯使得躺在病床上的闵惠芬激动不已。“一下子从病床上跳起……我还能想什么呢?以我重病之躯还能把这首杰出的作品演绎出来,真是死而无憾矣!”

闵老师还有不少论著,这里不想一一赘述了,从本文的多次引用中可见一斑。我只想用她在《风雨同舟筑长城》一文中的一席话,作为本文的结束语:“这个消息要对刘文金封锁(指患病住院),免得干扰他最后总谱的完成,没想到刘文金还是知道了这个消息。他后来告诉我们,当他听到这件事时,犹如五雷轰顶,好几天什么事也做不起来,配器也停了下来。”《长城随想》能不能如期上演,大家都很担心。“为此,副团长吴逸群急忙赶到北京,与刘文金商量怎么办,讨论的结果是:要让闵惠芬首演此曲。只有这样,才能振奋起她强大的生命力,知我者,刘文金,吴逸群也。”

在这一席话的字里行间,终于让我悟出了一个哲理:那就是,亲情,友情,艺情,都是人间真情。

关 铭 2017.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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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二胡演奏家、作曲家、理论研究家关铭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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