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二十岁的时候,我才知道父亲有一把二胡

那把二胡是父亲做的,除了两根琴弦是从供销社买来的,其它东西都是就地取材。琴筒是一截普通的楠竹,膜是一块菜花蛇皮,柱子是一根小毛竹,弓是苦竹的鞭。弓毛本来是要用马鬃的,村里人连马都没见过,哪有马鬃呢?结果就用一绺山棕代替。这把二胡简陋、粗糙、滑稽,简直就不应该叫二胡。

一个夏天的晚上,父亲坐在屋坪里拉二胡,他拉的是花鼓调,声音连贯顺畅,显然不是初学者的水平。这是我听到过的最本色的琴声,清汤寡水,一马平川。琴弓在父亲的手里一来一去,却感受不到应有的激越、高亢、呜咽、低回,那些凸起都被他一一削去,棱棱角角也被他磨平。这也是我唯一一次听到父亲拉二胡,那次以后,父亲再没拉过,那把二胡也不知所终。

平日里,父亲早出晚归,一声不吭地在地里劳作。有闲了就捧着一把烟筒抽烟,烟筒也是他自己做的,一根两尺多长的水竹子,在麻石上磨得溜光,再在两头套上黄铜烟嘴和烟斗。这把烟筒像爱人一样伴随着父亲,消弭着他的白天黑夜。烟火在上面越积越多,越来越浓,泛着隐隐约约的光,看上去像古画中的物件一样遥远。每天吃过饭后,父亲拿起烟筒,从铁皮烟盒里撮一撮烟丝,塞进烟斗。嚓的一声,洋火着了,父亲粗大的手指上升起一簇蓝色的火苗。伴着他嘴里吧嗒吧嗒的响声,烟斗里的烟丝一明一暗,像我家那盏老式煤油灯,失去灯罩的庇护后,胆怯的火苗在夜风的威慑下躲躲闪闪。父亲抽烟和别人不同,一连抽上六七袋,烟斗烧得叽里咕噜地响。黏稠的烟油冒出来,滴到地上,哧的一声,变成零零星星的黑点。那些黑点儿像是父亲身上遗落的某样东西,一个个鼓着眼睛,哑然地审视着周围。烟雾渐渐密集,把父亲和外界隔开,为他构筑起一个虚妄的世界。他躲在这个世界里,没有人知道,是找到了自己,还是丢失了自己。

父亲也喜欢喝酒,他酒量不大,但经不住人家的劝和哄。和他一起喝酒的都是知根知底的左邻右舍、亲戚朋友,酒倒好了,开场白大同小异。来来来,你又不是不能喝,喝这点还会醉?边上的人赶紧帮腔,人家一劝一哄,父亲就顺着杆子往上爬。他斜着眼睛端起杯子,也不看里面的酒是多是少,呵呵笑着。喝这点那肯定没事,可只要一端杯子,局面就失控了。父亲来者不拒,一杯接一杯地喝,像喝水一样。喝到最后,他就跟人家讨酒喝。这个时候,父亲已经醉了。每次喝得踉踉跄跄回来,倒在床上就打起了呼噜。

父亲是什么时候学会拉琴并做了那把琴,我不得而知,大概是我还没来到这个世上以前。我一直以为父亲是一个没有梦想的人,这个夜里,刚刚站上讲台的我突然理解了父亲。那琴声就是父亲梦想的出口,虽然那个出口小到不被除我以外的任何人察觉,但就是再小,毕竟也是一个出口。有谁的梦想,原始阶段就在平原上腾空而起呢?只是父亲那个小小的梦想的出口,被接踵而来的柴米油盐春种秋收给堵死了。

结果,父亲放下了琴弦,拿起了烟筒,端起了酒杯,一直到老都没有放下。烟酒,对于父亲,是一种药,一种安魂的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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