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浙江省文史研究馆汇聚了一大批文史、书画、金石、戏曲、医药、工艺美术等领域出类拔萃的人才。馆员大多是学识渊博的专家学者、造诣颇深的艺坛耆宿，他们年高德劭，是国家与社会发展的亲历者和见证者，他们所记录的场景与事件，所取得的研究与创作成果，是宝贵的历史文化财富。“馆员风采”栏目将陆续展示省文史馆馆员文化和艺术研究与创作的成果。敬请关注！
陈熙珵
陈熙珵，1944年7月生，北京人。浙江省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昆剧古琴研究会专家指导委员会委员，师从古琴大家管平湖、吴景略，擅古琴及中国古代音乐史研究。多次赴日本、香港等国家（地区）交流演出，作为特邀代表参加国际音乐文化周活动。著有《陈熙珵古琴曲集》，新创古琴曲《九溪漫步》拟谱，打谱《潇湘水云》《梅花三弄》《黄云秋塞》，其中《潇湘水云》作为浙派代表曲目得到中央广播电台专题介绍。
管窥佛教音乐
汉代张骞出使西域，古丝绸之路带来了西域与中原经济繁荣与发展，文化交流也日渐繁密。
自汉代佛教传入中国，至南北朝时梁武帝把佛教定为国教，一时间“都下佛寺，五百余所，穷极宏丽。僧尼十余万，资产丰沃。所在郡县，不可言胜”（《南史·郭祖深传》）。佛教在中国的传播达到了顶峰，佛教传入对中国的文化历史产生巨大影响。
佛教自天竺传入龟兹、西域后到中原长安，天竺僧人鸠摩罗什曾译经300余卷，至今在佛教界影响颇深，显教念颂的《金刚经》即鸠摩罗什的译本。在武威市（古凉州）北大街保留有鸠摩罗什修法的寺院及鸠摩罗什舌骨舍利塔。
南北朝时萧齐帝开始崇拜佛教，至武萧赜之子竞陵文宣王萧子良（460—494）著有佛学文字十六帙，一百一十六卷，曾撰制经呗新声，是一位佛教作曲家。梁武帝萧衍是南朝梁的建立者，公元504年亲自制文发愿，宣布舍道归佛，他不但重视译经，还曾亲著诸经的《疏记》《问答》数百卷。曾多次舍身同泰寺为僧，是位笃信佛教的皇帝。梁武帝在音律上也有很深的造诣，曾试制十二律管进行律学研究，他既通佛理又通乐理，对佛教音乐的发展有一定的影响。佛教自天竺传入中国，原经文的天竺佛曲未能全部流传至中国，其原因是“梵音重复，汉语单奇。若用梵音以咏汉语，则声繁而偈促，若用汉曲咏梵文，则韵短而词长”（慧皎《高僧传》）。
佛教音乐包含咏经和歌赞两个部分，进入中国后，结合中国语言音韵规律在音乐上吸取民间音乐，初步形成中国佛教音乐体系，并创作了新的佛曲。被佛教徒奉为中国佛曲大师的是三国时曹操的儿子陈思王曹植。他根据《瑞应本起经》，创作了“鱼山呗”。据史书记载，曹植创作的佛曲“传声则三千有余，在契则四十有二”，仅从数量上看，曹植可称为佛教音乐的大作曲家。而在佛教音乐发展中起重要作用的是僧人，他们为了传播教义，在佛教音乐中采用了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民歌、小曲、说唱、百戏无所不用，每逢宗教节日寺庙里鼓乐声声，佛教在宣传教义的同时也给市民与信众提供了艺术活动的场所。
中国的佛教音乐又称作梵乐。历史上曾作梵呗、梵音、唱导、变文……中国佛教徒模仿古天竺梵腔曲调创作了赞唱佛、菩萨的颂歌称梵呗。梵者，清净之意，呗为赞颂。三国时西域译经大师支谦，先世是月支人，他曾依《无量寿经》和《中本起经》创作了连句梵呗三契。另一位译经大师唐僧会，祖辈世居天竺，是康居人，创作了《泥洹梵呗》。佛教音乐进入后结合中国的语言、音韵的规律，在音乐上起了一定的变化，出现了中国化佛教音乐，以咏读佛经为“转读”，以歌赞称为“梵吹”，《梁高僧传·经师篇论》记述了这种转化过程。敦煌莫高窟第159窟乐队图即是梵吹，图中呈现了一人吹横笛，一人吹笙，后面人在打板的美妙境界。佛教吸取民间文艺形式是佛教音乐发展的重要手法。至隋唐由盛行俗讲音乐转化成讲唱经文和佛教故事，并出现结合道场赞唱佛、菩萨的“佛曲”。佛曲一名始见于《隋书·音乐志》，隋唐佛教音乐进入了一个辉煌时期。当时佛曲分为两大类，唱给佛、菩萨听的可称为法事音乐，唱给众生听的可称民间佛曲，这类佛曲起源于“唱导”，但在佛经、佛曲中还保存着一些无法翻译的词句如真言、咒语，由此可以看出保留原始及传入的痕迹。
在翻译佛经的过程中，中国的文人参照梵文的拼音，发明了我国最早的拼音方法——反切，又形成了平、上、去、入的四声体系。从5世纪沈约著《四声谱》开始，音韵成了一门独立的学问，对于中国的诗词文化及音乐的发展有重大的影响。
双林寺千手观音
唐代的寺院林立，佛教发展到了鼎盛时期，唐代寺院是僧人们的音乐活动地。僧人在寺院里举行俗讲活动，组织社邑定期斋会诵经，广邀信众组织讲唱佛教故事化度信徒，唐代净土宗名僧少康就是一个佛教宣传家及佛教音乐家。
少康（？—805），俗姓周，7岁出家于灵山寺。唐贞元年间到洛阳白马寺，读净土宗菩导大师的《西方导化文》，开始信奉净土教义，发愿念佛。他在浙江时不遗余力地宣传净土教义，倡导念佛，曾散钱于市井使之念佛。宋《高僧传》及《佛祖传记》中记载：“无少长贵贱，见师者皆称‘阿弥陀佛’，念佛之声，盈满道路。”少康狂热地宣传佛教，而且也精通律吕。《少康传》中说：“康所述偈赞，皆附会郑卫之声，变体而作。非哀非乐，不怨不怒，得处中曲韵，譬犹善医，以饧蜜涂逆口之药，诱婴儿入口耳。”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少康是一位佛曲作家，他将民间曲调与佛教音乐结合在一起以传扬佛教。
还有一些高僧大德在深研佛理之余，对于佛教音乐理论也有自己的独特见解。如唐代律学三派之一的南山宗初祖——道宣（596—667）是佛教史学家，曾在《续高僧传·杂科声德篇》中讲了一些有关音乐理论问题。他讲要“以声糅文，使听者神开”，其意为要用音乐配合经文使听者开悟，认为取郑卫之音“淫声婉娈，娇弄颇繁”，这种“未晓闻者悟迷，且贵一时倾耳”的现象是不对的。道宣主张宣道的要旨是使听众解迷归悟，要为宗教而音乐，不能为音乐而音乐，指出当时艺僧中有重音乐而轻教理的现象。据《宋高僧传》记载，道宣一生著书220余卷，弟子千余人。他的佛教音乐美学论述，对中国佛教音乐发展有重大影响。
佛光寺
唐代一种说唱形式称作“变文”。变者改变原貌之义。把佛经的内容用绘画的方式表现出来叫“变相”，把佛经的内容变成俗讲和说唱形式称做“变文”，如《法华经变文》《维摩（经）唱文》都直接以佛经为名。目前能看到的唐代唱本就在敦煌。敦煌变文中最有意义的作品是非宗教的，是以历史故事、民间传说及现实生活为内容的作品，如“伍子胥变文”“王昭君变文”“孟姜女变文”“张义潮变文”等等。这些作品特点为语言生动有说有唱，讲唱的人逐渐从寺庙僧人转向艺人。
变文是散文与韵文相间的叙事体裁，韵文部分通常是七言四句一段，也有五言的。有的先用散文引起，再以唱文叙述内容，民间音乐与文学融为一体，是百姓们喜闻乐见的一种说唱形式。唐赵璘《因话录》记载俗讲僧文淑讲变文的情景：“有文淑僧者，公为聚众谈说……听者填咽寺舍，瞻礼崇拜，呼为和尚教坊，效其声调以为歌曲。”
宋朝的佛教音乐盛行以器乐演奏供佛，以这种通俗化的形式接近民众。元明时期佛教音乐中大量吸收南北民间曲调和曲牌，各地寺院因民族和地域差异，相继产生了各具特色的佛曲。清朝以来佛教音乐已陵夷衰落。佛教音乐与不同地域结合形成了北京智化寺音乐、广东潮州仙庙堂音乐，而河南开封大相国寺则可视为中州佛教音乐的集中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民族音乐研究所收集了一批现存的佛教音乐，如音乐史学家、理论家杨荫浏先生整理的宁波天童寺的《燃香真言》、常州天宁寺唱的《香赞》、湖南唱赞的《赞西方》及其他音乐研究部门整理的佛曲《戒定真言》《准提咒》等一些佛曲，使中国佛教音乐得到保留。
梵呗音乐多无乐谱，口口相传，但据记载古代曾有曲线谱。《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经》有两集旁注有曲线谱，并有旁注“中国传入日本”。此类乐谱在藏传佛教中仍保留和应用，称为“央移谱”。北京智化寺和西安鼓乐中保存有清代传抄的工尺谱。
在其他乐种中琵琶、古琴也保留了佛曲《普庵咒》。据记载宋代曾有著名僧人名普庵，其《普庵咒》全曲由“释谈章句”“初起咒”“香赞”“钟声”“鼓声”等组成。现代民族音乐指挥家、作曲家彭修将《普庵咒》一曲改为民族器乐合奏曲《灵山梵音》。
《法华经·方便品》中有这样的记载：“若使人作乐，击鼓吹角具，筲笛琴箜篌，琵琶铙铜钹，如是众妙音，尽持以供养，皆已成佛道……”我们从敦煌壁画、石窟及佛教圣地都可以见到佛教音乐的痕迹，如112窟南壁“西方净土变”中左侧用的是筚篥、笛子和打击乐，右侧用的弹拨乐器琵琶、阮、箜篌。在特窟220窟中的乐舞规模更大，乐器种类更多，囊括了《方便品》中所记载的所有乐器。这些文字记载及图像资料为当今整理、研究中国佛教音乐提供了宝贵的依据。
（选自浙江省文史研究馆采风作品集
《那山那水那情》）
陈熙珵演奏作品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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