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经常喜欢在写作和画画之余，听上几首欧洲的古典音乐。听着那柔美而忧郁的旋律在书房里徘徊回荡，会产生出许多的联想，大脑中的思绪不由自主的飘向了远方……
我曾经把西方的小提琴和中国的二胡做了比较，小提琴是西洋乐器，而二胡则是民族乐器，它们同属弦乐，可演奏出来的作品风格却大不一样，欣赏的感觉也不一样。小提琴有着自己独特的音色曲调和特点，小提琴洋味十足，而二胡也有自己的风格和特点，乡土气息浓厚，谁好谁差，难分伯仲。
小提琴就像油画一样，毕竟是西方的舶来品，还是练练我们自己的民族乐器二胡吧，对于它我可能感受更深一些，它也让我想起了许多往事......
我小的时候，住在北京西城西四北大街的平房院里，隔壁院子里有个姓方的人家。她家的家教很严，可能方伯母不愿意让她的孩子在街上乱跑，因此两个男孩在家里都学会了拉二胡，尤其是二哥拉得更好，因为我几乎每天都能听到他演奏的二胡乐曲，那曲调低沉而幽婉，好像在向人们诉说着什么，给人心情有一种悲凉而酸酸的感觉。不过我那时候年纪尚小，不懂得音乐还会带给人情感。他拉胡琴儿的时候，我就会跑到他跟前看他演奏，他的表情随着他拉出的轻柔的曲调不断地变化着，有时激动的摇头晃脑，有时竟象睡着了一样闭上眼睛，我常常以为他睡过去了，可他的手指分明在琴弦上不断的移动，我每次看着他那投入的神情就特别想乐，甚至还想恶作剧一样的喊醒他。但从那以后，我知道了什么叫“沉醉”于情感之中。
我10岁那年的暑假里，去位于新街口附近的前公用胡同一进口路北15号的西城区少年之家玩儿，当我听说乐器组那儿招生，就毫不犹豫的跑去报名。这个少年之家是一座非常宽敞的大宅院，它的东边有一个跨院，走进垂花门是一座有着三间宽大的正房、耳房和东西三间厢房的院子，雕龙画柱的皇家庭院，院里有回廊与各房相连，高台阶上的大北房就是音乐教室，如今的北京城已经很难再见到这么讲究的院落。
接待我的是一位年轻的男老师，看上去也就不到30岁，他瘦高的个头，白净的脸庞，戴着一副黄边的眼镜，留着长发，很有点艺术家的风度，他和我的小学老师外观上很像，大家都叫他杨老师。杨老师把我带进民乐组教室，问我今年多大了？是哪个学校的？住在哪里等几个简单的问题，随后把我带到屋子中央的一架风琴旁，他坐在风琴前弹了几个单音节，让我说出是1234567i里哪个音节？我有些紧张，就胡乱的猜了几个，也不知道对不对，他听了没有说什么，只笑了笑，然后对我说：如果你真喜欢音乐的话，每周二、四下午，可以来这里学习拉二胡。那时候的艺术班报名很简单，没有繁琐的手续，既不用填表，也不用交一分钱，完全公费。我再次去找杨老师的时候，他把我带到跨院西房的教室里，从琴柜里取出一把二胡，并给我示范了一下，让我练习1234567的音节和指。
从那以后我就在少年之家民乐组跟杨老师学起了二胡演奏。我学的那把二胡，当时还是尼龙弦，不是今天的金属弦，拉起来瓮声瓮气、滋滋啦啦的，声音干涩而难听。听起来很枯燥。学了几次以后，我有点儿厌烦手里这把二胡了，提不起兴趣来。我想换一把高年级同学手里的高胡，可我又不敢说出来，杨老师在边上大概看出来我不太喜欢这个乐器，所以他给我换了一种乐器，但不是二胡，而是那种大肚子月琴，一种4根弦的弹拨乐器，它让我先练练弹拨乐器，找找感觉，以后再换回来。其实民乐有很多种乐器，比如笛子、唢呐、琵琶、扬琴、手风琴等等。这民乐组里有很多比我大一些的同学在学习各种乐器，杨老师经常在北房的音乐大教室里，组织那些师哥师姐们进行合奏，他手握指挥棒担任指挥，有时还担任二胡独奏，潇洒极了，我很佩服他。这个时候，他就让我们这些后来的同学站在边上观摩，每当听见各种乐器合奏出振奋人心的旋律，我就激动的心潮澎湃，感觉到了一种音乐带给我的强烈震撼和魅力。那时候，我是多么盼望能够早日成为这个演奏团队的一员！
但是，只练了短短的不到一年，当我刚刚把这两件乐器练得半生不熟，结结巴巴的能拉一首曲子的时候，文革开始了。那年夏天，学校的文化课都停止了，少年之家关了门，更不用说练琴了。从那以后至今，我再也没有见过杨老师，如果他今天还健在的话，我想起码他也应该是八九十岁的人了。
没想到文革时期，我那半拉子的二胡演奏，居然还派上了用场，老言古语讲艺不压身，我那半途而废的一点学艺，竟然能让我在文革时代辉煌了一阵儿，在那轰轰烈烈的火红年代里，学校里和街道上经常举办忆苦思甜大会，请那些在旧社会里吃不上饭，穷困潦倒的人来做忆苦报告，会后业余宣传队往往要演一些文艺节目，演节目的人大都是那些业余文艺积极分子，他们打听到我曾经练过二胡，就强拉硬拽的拉我和他们一起演奏《忆苦思甜歌》、《翻身道情》、《大海航行靠舵手》、《唱支山歌给党听》、《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等等，其中特别是那首“天上布满星，地上亮晶晶，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伸”演奏得最多。为此我向他们长期借了把二胡，回家练了好长时间。我体会到：没有比使用二胡乐器拉那些低沉痛苦的曲子更合适不过了，每次我拉这首曲子就心酸的眼泪麻花的，难受好长一阵儿。不过我那搁置了好长时间又捡起来继续拉的二胡演奏技巧倒是有了很大提高。后来我又学会了拉《二泉映月》，那是反映江南底层百姓瞎子阿炳痛苦生活经历的曲子，那首更加酸楚的曲子，就像二胡练习曲《紫竹调》一样，成为了学习二胡演奏必备的又一首练习曲。
随着文革运动的不断深入，八个现代样板戏逐渐占领了文艺舞台，《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沙家浜》等京剧几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都会哼唱两句。为了紧跟形势演奏样板戏，我又开始练习了京胡，那京胡吱啦吱啦的声音，曾经吵得左邻右舍的叔叔大爷们吃不好饭，睡不好觉，烦闷了好长时间，但他们又都不敢明目张胆的阻拦我，因为我拉的是革命样板戏。阻拦我练习，就意味着阻拦我革命，阻拦我革命就是反革命。所以他们只能默默忍受着我那把京胡发出的尖利而刺耳的高分贝噪音，不然就只好在耳朵里暗自堵上棉花球逃避。少不更事，我那时不知道得罪了多少人。
样板戏的高潮慢慢的过去了，我那个二胡也没了市场，被扔到了屋子的角落里。
九十年代初，我已近不惑之年，一次到新街口大街故地重游，那条街马路两侧遍布着许多的乐器商店，看着那挂满橱窗的各种西洋、民族乐器，其中就有我欲罢不能的二胡，看着那曾经熟悉的二胡，再一次勾起了我少年时的回忆，我毅然走进店里，买下了一把价格不菲的二胡，配上里边儿镶有缎子面儿的琴盒提回了家。回到家后，我仔细试了试，那是一把制作精美的二胡，深棕色的琴身，蛇皮、码子、马尾弓子都是上好的材质，而且音色纯正，漂亮极了，比我少年时拉过的所有胡琴不知要好上多少倍，它让我内心深处得到了一种满足。其实我把它买回来，并非我想继续拉它，而只是想满足一下我那少年时的夙愿，它代表了我的一段人生经历，我把它挂在墙上，经常看着它，就仿佛回到了上个世纪60年代，那个前公用胡同15号的少年之家东跨院，那个给了我音乐启蒙的杨老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