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参军到离开部队，前后十三年我都是做文艺工作。从抗日战争到抗美援朝，我军始终处于穿插敌后、北撤南下、剿匪、入朝，常年累月行军作战，环境十分艰苦的情况下。
记得刚参军到新四军四师十二旅文工队时，在旅政治部阿乐副主任处见到一把非常漂亮的龙头二胡，我不知道“阿乐”老首长的真实姓名，只知道他是南方人，博学多才，和蔼可亲。1945年初，我们驻在睢宁县古邳镇，他在旧城湖边的林子里，给我们作报告，讲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他讲得深入浅出，妙趣横生，连当时还是十几岁孩子的我也听得津津有味，老主任不但学识渊博，而且会拉一手好二胡。每当休息时，大家便鼓掌欢迎他来一曲。他点头笑笑，叫警卫员拿来胡琴，定好音，待大家静下后，便神情专注地拉起《病中吟》、《光明行》等名曲。那哀婉清幽的琴声，时而高亢激越，时而低吟慢诉，悠悠扬扬，使人陶醉，令人神往。想不到这两根丝弦一把竹弓在老主任手中竟能流泻出这么美妙的旋律。曲终以后，我们还沉浸在余音中的时候，老主任又耐心地对我们讲：“在部队做文艺工作，要有专长，没有专长，拿什么去为兵服务？根据地无条件办艺术专科学校，只有边干边学，边学边用……”我们文工队当时只有一套锣鼓、一把普通二胡（由指导员专门保管）、一把京胡（打池村缴获的，由班长保管）、一根竹笛一管萧（都是保管人入伍时带来的）。他们各人保管的乐器，都视若珍宝，平时谁也不许摸一下。
刚到文工队，我跟女战士一起唱高八度，变音期嗓子没有保护好，高不上去低不下来，不能参加合唱，队长就叫我学二胡。我非常高兴，而且梦想着有一天自己能像阿乐副主任拉得那样好。王指导员有空就教我，大多是他拉我看，到我手刚拉上几个音阶，他就把二胡收回去了。有一回，我拉得兴趣正浓，忽然接到命令部队要转移，我恳请指导员把二胡让我保管，他说啥也不干，说这是咱队里的家底子，摔坏了怎么办？我垂头丧气地回到班里，心想哪怕是能有一把土制的胡琴也好啊！
1946年秋，十二旅与十一旅合编为九纵队，后又编为二纵队五师，我被精简到二纵队教导团文化队学习。文化队结业后，多数分到连队当教员，我又被分到二纵文工团器乐班。老班长吴林生二胡拉得很好，沉默寡言的张继文老是锯着嗡嗡的四弦琴，年轻老成的江修惠拨弄着几乎与他等高的大三弦，刘健手里是一把方头大低胡，人人手里都有一个应急的家什，唯有我刚来，是个两手空空的摔袖子兵、“旁听生”、“预备队”。不过，此时班里乐器多了，摸的机会也就多了，而且三锯两锯也能锯出点名堂来了。
凭良心说，我的进步还算不慢，不久，在《白毛女》的伴奏中，他们有时上场充当群众演员，我也能顶替上去拉上一曲两曲。
有一天，老班长吴林生兴冲冲地从团部回来，一进屋就喊：“小李，我领了一把二胡，你看多漂亮！发给你保管，你可要好好爱护哟！”我欣喜若狂地接过二胡，左看右看，爱不释手。这是一把地道的龙头二胡，黑黄相间的圆形琴筒，绷得很紧的蟒皮小鳞片整齐地排列着，光滑油亮的酱紫色琴杆上精工雕着一个张着怒目的龙头，龙口中滚动着一个圆圆的珠子。我望着龙口中的圆珠出神，琢磨不透这珠子是怎么雕进去的。这个家伙比当年王指导员那个“土老五”可强多了，比班上包括班长使用的那把老式胡琴也算是个最先进的武器了。
这把二胡的音质特好，轻轻运弓即发出洪亮圆润的共鸣。从此，营房前后，河滩坡岗都能听到我的琴声。行军间隙，驻地休整，我抓紧一切时间练习。老班长也耐心地教我，他为我调弦、滴松香、用秫秸杆做琴码子。他给我讲弓法、指法、跑弦、柔弦、几个把位的掌握和运用等等。班长的耳朵特灵，一个音稍有不准，他就会说“高了”、“低了”，还说拉二胡，“音要准，全凭听”。
我不仅精心练习，而且对这个“宝贝”也倍加爱护。蔡琳大姐特意用一块蓝士林布为我缝制了一个琴袋，还用一块小雨布做了一个专门保护琴筒的小口袋。不论行军作战，爬山渡河，我都像战士爱护武器一样爱护我的龙头二胡。行军时，我把它横担在背包上，双手握紧背带；宿营时，总要找个好地方把它安置妥当再做别的事情；睡觉时，把它靠在枕头边上。南麻临朐战役前后，常在大雨如注的黑夜里急行军，一夜一百多里。一块一尺来宽二尺来长的小雨布仅能盖住背包，常常是全身湿透，满身泥浆。有次晚上宿营在老乡家的秫秸丛子里，班长关切地问我：“二胡可受潮了？”我取出一看，仍是干干的，因为我把琴筒夹在腋下走了一夜。过临朐东边的大沙河，正赶上山洪爆发，河水齐腰，我把背包与二胡都顶在头上泅渡过去，差一点没被洪水冲倒。
1947年冬，莱阳战役之后，华东战场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我们驻军胶南空冲水村，纵队召开全纵第一届英模大会，三个师的文工队齐集纵队部，韦国清司令员给我们做报告。他在讲话中充分肯定了部队文艺工作在革命战争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同时鼓励我们要紧握文艺武器，排演更多的节目为兵服务。
不久，各师文工队上调与原纵队文工团合编为华野二纵政工大队。淮海战役后，正式定名为二十一军文工团。此时，更是人才济济，兵强马壮。许平、汤化达同志给我们上戏剧表演课，晓河同志给我们讲乐理作曲课，杨文勋同志教我们写标语、画报头。这些虽不系统的文艺知识，却初步奠定了我日后从事文艺工作的基础。随着音乐知识的提高和文艺修养的加深，我的二胡也慢慢地拉得有模有样了，不仅能轻松地参加大型乐队伴奏，在小型晚会上有时也能独奏一、二名曲，而且也能赢来不少掌声。冻雨大姐爱唱，晓河、晓渔也爱唱，他们都喜欢我的二胡为他们伴奏。冻雨爱唱《铁蹄下的歌女》、《渔光曲》及李闯王剧中插曲《圆圆曲》和《庆元宵》。晓渔则喜欢唱《黄河颂》和《黄水谣》，“我站在那高山之颠，望黄河滚滚……”真是美极了！每拉一曲，我都在理解歌词的基础上，把握感情基调，适当运用技巧，掌握轻重缓急。他们充满激情地唱，我也十分投入地拉，比起在舞台上正式演出，要悦耳动听得多。在漫长的战火纷飞的年月里，龙头二胡成了我形影不离的伙伴，它是我从事部队文艺工作的重要武器。
渡江后，军文工团涌进大批新生力量。他们革命热情高，文化水平高，业务水平也高，到团不久就分别成为各个行当的骨干。文工团成立了话剧队、歌舞队、军乐队、美术组、创作组。原来以三弦二胡为主的小乐队，已配成中西乐器比较齐全的中型管弦乐队。有了赵松庭、王季力、王一棠、高洪斌、吕志成等一大批专职乐手，我这时则改行做音舞队副队长，二胡也就摸得少了。但心血来潮，也还会情不自禁地锯上一曲两曲。
到了1957年，天降狂飙，一夜之间，我由“最可爱的人”一下子变成了“右派分子”。离队时，首长开恩，同意我带去这把相伴多年的二胡，它伴我度过了那个不幸的年代。在驿马山麓打柴，在松花江畔筑堤，在风雪弥漫的荒原上赶马车，在小兴安岭森林中扛木头，在精神几乎崩溃、肉体不堪负荷的境遇中，一旦空下来，我就会神差鬼使地摸出我的二胡，《刘胡兰》、《白毛女》、《病中吟》……胡乱地拉上一阵。开始时还有板有眼，随后就是“数九寒天下大雪……我不死，我要活……”还有即兴发挥，完全搅在了一起，有如这北方的暴风雪。以天地为舞台以草木为听众的悠悠琴声，排解着压在心头的苦闷彷徨，寄托着对战友的殷殷怀念，激励着我顽强地活下去……不知怎的，当时很少拉到《光明行》，虽然我心里对于重获自由，仍然充满着强烈的希望。
龙头二胡在那沉重的日子里，不但给我以精神力量，而且在某些情况下，还成了我的保护神。
在大跃进年代，公社发现我会拉会唱能写能画，就把我从生产队抽上来搞公社文化站。我又编又导又伴奏，搞出来的节目在工地上演出，居然很受欢迎，这个小小文化站后来被评为松花江地区农村文化先进单位。
文化大“革命”中，我属“死老虎”，造反派要想整治你随时都可以找到理由。正巧他们要演“样板戏”，经过请示工作组，以“化消极为积极因素”为理由，把我调出来排练《红灯记》。尽管京剧曲谱复杂，京胡也未拉过，但因有以前的那两碗酒垫了底，稍加练习也就掌握了。于是，教唱段、教动作、又导演、又伴奏，居然又在全县演红了。水平自然谈不上，但毕竟也能凑合几下了。
悠悠岁月如流水，不知不觉已白头。我至今仍然常常怀念那把曾与我患难与共的龙头二胡，它使我常常忆起那遥远的战争年代，风烟岁月和坎坷的生命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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