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宁终于回来了。这位沈钧儒的侄子、陶希圣的外孙，著有《百世门风》《唢呐烟尘》等名作，移民美国30年，以纪实文学著称，作品被誉为“目前为止，新移民文学中表现美国社会最真实、最全面的力作”。可谓老作家的他，沉寂了好一阵子，这次，他以一篇精致动人、优雅凝重的音乐题材短篇小说《两份手抄的乐谱》(《上海文学》2013年第7期)，再次从容步入文坛。我被这篇小说深深感动，情不自禁地要写点什么。
我以为，用音乐题材来写小说，本身就是一种高雅的选择。音乐是超越地域、超越国家、超越民族的人类相通的世界语言。美好的音乐能提升人的思想境界，净化人的灵魂心性，陶冶人的精神情感，熔铸人的信念情操。音乐往往还能承载历史，联想历史，见证历史，或低回吟唱，或壮怀激烈，或幽静深沉，或肃穆庄严。就如《两份手抄的乐谱》这部小说，那如歌行板舒缓优雅的旋律节奏，承载了多少历史的重负和人间的苦难。那两份手抄的乐谱，更见证了“二战”时德国法西斯的残暴罪行和中国“文革”中的人性失落。
短短的近万言小说，内涵极其丰富，结构严谨简练，编织缜密紧凑，显示了作者娴熟的小说驾驭能力和谋篇布局的技巧。情节大致可分为明暗两条线路展开，明暗线又各有两个场景、两个主要人物和两个故事。明线的前一个故事发生在上海音乐学院，讲学生谢崇维与大师库拉克，学生因成功演奏维尼亚夫斯基的《华丽幻想曲》而被大师看中，招为学生；后一个故事发生在华沙波兰音乐大学，在开学典礼晚会上，谢崇维演奏维尼亚夫斯基《第一小提琴协奏曲》，令大师陷入沉思，回忆“二战”当年往事。之后，两人各拿出了一份维尼亚夫斯基的手抄乐谱。而暗线的第一个故事讲上海的父与子。父亲在“文革”中遭难，被打断了左臂，打伤了肾脏，1976年就去世了。父亲生前凭记忆手抄了维尼亚夫斯基《华丽幻想曲》的乐谱，叫儿子去练习。后一个故事发生在德国法西斯囚棚里。讲维尼亚夫斯基的孙子约瑟夫与一位年轻的小提琴爱好者。约瑟夫也凭记忆写出维尼亚夫斯基《第一小提琴协奏曲》的乐谱，并教会了年轻人。而后，这位年轻人竟将手抄乐谱留下，自己去顶替约瑟夫，从容地吹着口哨，慷慨地走向了法西斯的毒气炉。小说实际上只写了两个人——学生与大师。正面明写他俩的交往经历，侧面暗写的是两人的口述。作品的重心是在口述，口述的父亲、约瑟夫和年轻的音乐爱好者才是小说中的重中之重。这是一种故事套故事的叙述手法，显得真切生动，简洁明快，但不好掌握，非文坛老手不敢问津。
小说成功之处还在于对细节精深细腻的描绘，这才是佳作精品最显功力之处。比如大师插在西装口袋里的白手绢，共出现4次。第一次是在学生最初看到大师时，“正中一个粗大汉子﹐光头﹐黑须﹐西装口袋里的手绢白得发亮﹐別的什么也没看清”。第二次是学生想到父亲的去世而哭泣时，大师拿出这块白手绢给他擦眼泪，并送给了他。第三次是“每天练习维尼亚夫斯基﹐我就把这方手绢放在谱架上﹐好像面对着大师演奏﹐点滴不敢偷懒”。最后一次是大师口述约瑟夫与那年轻人的悲惨遭遇，说到伤心流泪时，“我从口袋里取出库拉克教授在上海给我的那块手绢﹐递给他。教授接过来﹐蒙在眼睛上”。“库拉克教授讲不下去，急急地喘息﹐不断地拿那块手绢擦眼睛。”一块白手绢就这样不经意地贯穿小说的始末，显示出了大师的个性、师生两人的情谊和故事情节的起伏迭宕。令人印象深刻的还有对年轻人最后慷慨就义的描述：他“跳下地，大声答应了一声。他经过约瑟夫的身边，悄悄把那份手写的乐谱丟在他的床上，轻声说：‘维尼亚夫斯基必须活着。’然后他吹起口哨，向纳粹们走过去”。“当时口哨吹的，就是维尼亚夫斯基《第一小提琴协奏曲》的旋律﹐第一乐章开始后大约4分钟左右那段优美的行板。”他这一“跳下地”，“应一声”，“丟乐谱”，“吹口哨”，“走过去”，义无反顾、无所畏惧的姿态，更是举重若轻，铿锵有力，掷地有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