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想要的自由从未实现，他的歌却给了我们片刻的自由。”
中国人有一个善良的习惯，总是把一些已经退出生活的东西视为经典。正如这个7月，时逢香港回归20周年，那些看过的电影、听过的歌，被以经典的名义一一怀旧，尽管它们已与当下的生活无关，不再看，不再听。
躺在过去的只是历史资料，从过去一路走来，至今依旧生机蓬勃、能和沿途的人们进行持续的心灵对话的，才是经典。
在香港，至少有一个人符合这一条件，他叫黄家驹。他在1993年因意外去世，悠悠24载，但他的音乐作品，从未离开中国人的听觉。
“为什么？”这是一个直觉式的问题。
黄家驹生前对中国内地的潜在听众几乎没有表现出多大兴趣，但在其身后，却正是这片辽阔土地上的人们给予了他绵绵不绝的共鸣。这意味着，尽管他不了解我们，但他却深刻地解析了我们。
所以，这又是一个有意义的问题。
音乐与娱乐
答案，首先要从作品上去寻求。
在流行音乐圈子里，人们把唱一首歌称为“演绎”一首歌，可谓贴切。在唱的时候，歌手专注地进入了一个角色，但这个角色不是自己。因而这是一种扮演，用扮演能力的高下，来对专业水平进行定分。
也就是说，考验一个歌手的能力，与考验一个演员的能力本质上并无差别。这一点，只需看看那些请来大名鼎鼎的歌星做评委的音乐选秀节目，就可了然。
当唱歌和演戏难解难分时，一首歌好不好，就只能剔除对演唱者本身的人格精神的考量，而单纯从歌曲旋律、演唱者的音准和乐感以及感情表达是否到位上去评价了。当然，如果是学院派，他们会有更加术语化的说法。
只有很少一部分的人不一样，比如黄家驹，他的人格精神和他的所有歌曲，都合二为一。他歌唱的，是对生命的体悟，或者就是生命本身。在中国，这样的歌手并不只有他一个，例如还有崔健、魔岩三杰、许巍，都是同类。但总的来说，这样的人非常稀少。
那种歌唱与本人相分离的一般状态，黄家驹1991年说过的一句话非常具有概括性：“香港只有娱乐，没有乐坛。”当年，此语一出，引起香港同行哗然，指责之声不绝，但黄家驹坚持己见，不肯退缩。
3年后，1994年，魔岩三杰到红磡体育馆开了一场引发轰动的演唱会。开唱之前，香港没有多少人认识他们，何勇接受媒体采访，几乎照搬了黄家驹那句话：“香港只有娱乐，没有音乐。”
同样地，娱乐圈无法承受，据说梅艳芳看了报纸，说了一句“何勇是谁”以示回击。到了开唱的那个晚上，香港的明星们却都情不自禁地跟着他们呐喊。
何勇说话时，黄家驹已经不在，否则他应该会给这个论断设一个排除项。
从前面说到的对经典的认知看，他们的话都已经被证实。事实上，不止在香港，任何一个地方的流行音乐圈莫不如是。娱乐充斥的主流，恰恰正是淘洗经典的力量。
黄家驹为人随和，但他骨子里有与何勇一致的孤高。他说：“音乐不是娱乐那么简单，它是生命里的一个节奏。我觉得我们的歌曲，并不是用来娱乐的，而是用来欣赏的。”
“人歌合一”是他做音乐一以贯之的初心，也正因如此，在他去世之后，罗大佑再次作出同一格式的评断：“香港没有真正的音乐人，除了黄家驹。”
我们都知道一个故事：日本指挥家小泽征尔听到《二泉映月》后说，“这样的音乐应该跪着听”。这份虔诚，显然不是来自这首曲子的技术性指标，而是因为音乐里居住着阿炳的灵魂。
黄家驹的歌声飘荡至今，内在的道理完全相同。不一样的是，传统经典以高贵的审美传之后世，而黄家驹对中国社会的魅力在于其音乐的解析力：我们处在一个人格异化的时代里，小部分坚持者需要它来赋能，大部分迷失者则需要它来平衡。
理想的力量
内地听众，才是黄家驹真正的知音，他们最后成就了他的价值。只是，这发生在他去世之后，生前的内地，曾让他一度失望。
1988年，Beyond到北京首都体育馆开演唱会，那时人们还不熟悉粤语，也无法体会黄家驹这些歌曲诞生的社会环境，因此唱到中场，人已经走了一半。
后半场唱国语版本，情绪才被引爆，但对于演唱会的失败，已然于事无补。因为与场地方磨合艰难，这一次北京之行，也是非常不愉快的经历，这可能是他此后再也没有踏足内地的一个原因。
收获也许在于遇到了崔健。在这次演唱会开始前，崔健前往探班，与黄家驹交流，作为回应，黄家驹在演唱会上唱了《一无所有》——这也是迄今为止对这首歌最卓越的一版翻唱。
这是两个真正的理想主义者之间的对话。理想主义者至少应具备两个要素：一是有不可摧毁的信念，二是有不会停歇的行动。少了信念的是精神病，没有行动的是幻想家。在黄家驹的巅峰之作《海阔天空》里，他写道：“多少次迎着冷眼与嘲笑，从没有放弃过心中的理想。”这是对他人生的贴切写照。
1962年，黄家驹出生在深水埗苏屋邨，父母都是工人，他有另外4个兄弟姐妹，一家7口住在一间30平方米的房子里。他毕业于博允中学，中五学历，相当于内地的高中。
16岁，偶然捡到一把木吉他，开始自学弹奏，然后参加地下乐队，开启了摇滚人生。朋克新浪潮、重金属、艺术摇滚、华丽摇滚都是他喜爱的风格，小众的取向决定了他们的地下地位，但即便在地下，他们也很快拥有了一批乐迷。
中学毕业后，他做过办公室助理，电视台布景员、保险推销员，到1986年，他和Beyond鼓手叶世荣还在一起卖保险，一起工作的还有梁翘柏。
1986年，在同一家保险公司做业务员的黄家驹和叶世荣。
所以他前期所作的曲子，都属业余爱好，但其中不乏像《再见理想》这样深沉、凄绝而又热血沸腾的乐曲。这是他的第一首传唱不绝的经典，他说，写出之后，激动得几个晚上无法入睡。
“地下”意味着非主流，但黄家驹不认为自己做的是地下音乐。“我们只是做自己喜欢的音乐，没有故意做别人不喜欢的音乐。”
1983年，参加《吉他》杂志举办的吉他比赛，第一次使用“Beyond”这一乐队名，所以这一年被算作黄家驹“出道”的时间，但事实上接下来几年他依然默默无闻。
1985年开了一场“Beyond——永远等待”小型演唱会，亏损了6000元。后来出过两张唱片，因为风格前卫而不被大众接受，公司对他们发出通牒：“再出一张还不行，就再也没有机会。”
黄家驹这才尝试地在理想与商业之间寻求妥协空间。直到1988年，由新艺宝唱片公司发行《秘密警察》大碟才获得成功，唱片中再次收录《再见理想》，碟中经典歌曲还有《大地》《喜欢你》。其中《大地》大红大紫，成为年度无线电视“十大劲歌金曲”之一。
Beyond也在这一年真正为香港人所广泛认知，严格意义上说，这才是黄家驹“出道”的年份。如此算来，他在公众认知下存在的时间，一共只有5年，这5年里，《真的爱你》《午夜怨曲》《灰色轨迹》《光辉岁月》《AMANI》《不再犹豫》《长城》《农民》《遥望》《海阔天空》先后问世。
最为卓越的作品《海阔天空》《光辉岁月》，词曲都是黄家驹亲自操刀。和他的作曲成就形成张力的，是他不懂乐谱；而和他的歌唱水准两相对比的，是他从未接受过专业教育。他的“御用词人”刘卓辉感慨说：“除了天才，还能说什么？”
还能说的，只有对理想的忠诚。仅有的10年Beyond乐队生涯艰苦卓绝，但他怀揣理想披荆斩棘。黄家驹说，我觉得自己背着吉他，就像背着一把宝剑。
今天的黄家驹仍然是许多中国人不变的精神符号，因为他激情的歌唱有资于人们在静夜里面对内心：我的理想还活着吗？和他一样身处逆境，但我还有斗志吗？
仅有的10年Beyond乐队生涯艰苦卓绝，但他怀揣理想披荆斩棘。
枷锁与挣扎
理想，有形的一面是渴望成就，而无形的一面是向往自由。对于后者，黄家驹对此的阐述非常质朴：“自由是我的愿望，如果旁人不干涉我干任何事情，多好！”
90年代香港的电视综艺节目几乎如出一辙地遵循这个套路：找几个娱乐圈的红人，玩一些非常低智能的游戏，比如知识问答、光着脚踩在布满坚硬的凸起的地面上看谁坚持得久等，输了的被疾风吹面，或者冷水淋头。
这种毫无营养的节目，却是一种“三赢”的工具：电视台提高收视率、明星增加曝光率、观众看到了明星。如果已经没有印象，那请参考湖南卫视的《快乐大本营》，浙江卫视的《奔跑吧兄弟》。
1991年，正是Beyond在香港最炙手可热的年份，他们却选择了出走日本，原因正在于在香港不得不按照公司意愿去参加这种电视游戏。“虽然红了，但不开心，要做很多无聊的事情。”在黄家驹看来，这些无聊游戏过多地占据了他们的创作时间，一个音乐人在舞台上扮演小丑逗人一笑也有损尊严。
为此，黄家驹还专门写下了既严肃又诙谐的《俾面派对》（意为“赏脸聚会”），讽刺那些热衷于宣传游戏的艺人：“不管相识不相识，尽管多些Say hello，不需诸多的挑剔，无谓太过有性格，派对你要不缺席。”
他说：“好奇怪，有些艺人能够装出笑脸，明明彼此不是很熟，见面时却互相拥抱假扮亲热，为什么？我就不愿意做木偶，对人强颜欢笑，音乐人只需要做好音乐。”
新艺宝的老板陈小宝劝黄家驹不要走，但黄家驹说在香港很不开心，决意离开。如今想来，乐迷们该多么希望陈小宝能将他留住。黄家驹憧憬的是，成熟的日本市场，应当是属于音乐人的一片应许之地，去日本发展，就可以逃开这一切令人痛恨的枷锁。
然而真实的日本和想象大相径庭。一开始由于语言不通、文化迥异，他们集体陷入了苦恼、萎靡。叶世荣学会了抽烟，黄家强靠打电动游戏过日子，滴酒不沾的黄贯中爱上了喝酒。
其后，乐队成员普遍感觉到创作被控制，个人意志得不到伸展。他们被要求做更加软性的摇滚，公司老板总是对他们说，在日本，乐队会怎么做，我们日本人会喜欢什么。有一次，性子较直的黄贯中忍不住顶了回去：“那你何必跑老远去签回来一个香港团，然后把他们变成日本人？”
黄贯中事后回忆说：“我快分裂出另一个自己，那个非常摇滚的黄贯中站起来对自己说：‘你现在他妈的在干嘛？’”
乐队中内心最强大的是黄家驹，他坚持创作，却也产出寥寥，对弹琴也减少了兴致。“吉他放在那里就不想碰，整个人情绪低落，有种寄人篱下的感觉。”
这样的枷锁，每一个时代的大部分人们，都戴在颈项上。黄家驹努力反抗而不得解放，但他一直在歌曲里关注一种“冲开一切”的澎湃力量，有心的听众聆听时，会像《肖申克的救赎》中的安迪一样，在《费加罗的婚礼》中重温自由的感觉。
童年黄家驹和黄家强
自由，自由
在日本1年多的时间里，他们推出了两张专辑——《继续革命》和《乐与怒》。《乐与怒》里有一首歌曲叫《遥远的梦》，终于在日本打响，后来的中文版，叫《海阔天空》。
名气乍起，公司要趁热打铁，增加他们的曝光率，办法是参加各种电视游戏，这让他们的自由之梦彻底变成“遥远的梦”。
黄贯中愤怒地说：“来日本不就是为了大一点的天空吗？大一点的天空不就是意味着不用玩游戏吗？结果来了还是玩游戏。日本这个市场，摇滚是一个假象，比香港那个更烂。”
黄家驹也十分后悔，他对朋友刘宏博谈到，长此以往将违背初心，他宁愿回到香港做一些自己喜欢的音乐，哪怕是纯音乐也好。
美国诗人埃德娜·米莱的一句话最适合形容此时的黄家驹的心情：“生活不是一桩接一桩该死的事情，而是同样该死的事情的不断重复。”对自由的追寻，结果只是让他进一步意识到自由的重要。
不过，就像黄贯中说的，“肉在案板，抱怨也没用”。1993年6月24日，日本时间凌晨一点，黄家驹参加富士电视台一档游戏节目的录制，遭遇舞台事故，头着地跌落，昏迷数日后，6月30日不幸逝世。
对黄家驹的歌词，大多数人最熟悉的一定是《海阔天空》中的这一句：“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也会怕有一天会跌倒。”
这句歌词里，是他的一生。他似乎是命运的先知，但也无法抵抗命运，《海阔天空》成绝唱。
“仍然自由自我，永远高唱我歌。”
自由有两种，一种是政治权利意义上的，一种是生命和人性意义上的，黄家驹苦苦寻求的是后者。这是他的精神魅力能够持之以恒的最重要的原因——政治有时空限制，但人性不分地域也没有时效。他是一个在孤愤中从未获得自我解放的人，他想要的自由从未实现，但他的歌却帮助许多人实现了片刻的自由。
为了获得自由，黄家驹逃离被誉为亚洲最自由之地的香港，前往异国他乡，最终却恰好死于他想要挣脱的枷锁，这是命运所开的玩笑。
有一种声音说，黄家驹歌声的经久不绝，得益于死亡的助力。这没有什么可反驳的，因为这种逻辑黄家驹早已说得明白——人们眼里只有娱乐没有音乐。
黄家驹也不在乎任何形式（物质或语言）的奖励和赞许，他说，生命不在乎得到什么，而在乎做过什么。1988年后，Beyond获奖变得频繁，黑豹乐队鼓手赵明义回忆，他们领奖下台后，在后台拿一支球棒，把奖杯击得粉碎。“当时这给我的印象是非常震撼。”
在如今那些选秀舞台上，常有选手说一句同样的话：“没有音乐，我会死。”天上的黄家驹若知道他的名言被热衷游戏者频繁使用，想必会苦笑一声。
说到笑，倒是让人想起刘卓辉对黄家驹笑容的描写来。
“我很奇怪他有如此真挚的笑容，他一笑，好像整个世界都笼罩阳光，纯粹得令人心折。看到他的笑，也会不由自主地笑，有一种温暖从心而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