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葡萄酒故事：征服者Castilla卡斯提尔

“空气中弥漫着湿漉漉的露水，绿油油的青草铺满大地。身为朋友的我想邀请你一起分享美妙的时光，炉火上烹煮的食物散发出诱人的香气，配上一壶好酒，这不就是人间仙境？朋友，还有好多的东西想要给你，不过，那好像过于招摇了。”

这则虚伪的邀请函出自中世纪安达卢斯王国（今伊比利亚半岛）的阿拉伯人之手，充满了当地特有的穆斯林趣味。加洛林王朝时期与诺斯曼人入侵期间及后来数年，这里一直是欧洲文化最兴盛的一隅。当时的巴黎只是一群聚集在塞纳河小岛的建筑物，科尔多瓦的人口却已逼近十万，成为西欧最大的城市，不仅在规模上首屈一指，在农业技术与学术领域也居领导地位。

科尔多瓦是阿拉伯世界璀璨的明珠。长期的统一结束后，阿拉伯世界被划分为三个伊斯兰王国，东部有巴格达与开罗，西部为科尔多瓦。对沙漠住民来说，安达卢西亚的环境宛若天堂，有无数的河流，肥沃的土壤，举世无双的牧场，白雪皑皑的山脉，还有无限的海岸。照字面解释，安达卢西亚意为“阳光的尽头”，是太阳西下的地方。居民的生活一如前面的信函所述，安逸悠闲。奥玛珈音若得它做伴，不知会有多么高兴。

穆斯林首次入侵即穿越西班牙直捣法兰西，遇“铁锤”查理力敌，在普瓦捷城下决战失利。

法兰克王国于公元723年在普瓦捷成功阻止了伊斯兰教势力的入侵，此处指的就是这场战役，此战也为“铁锤”查理于公元739年控制勃艮第区域势力奠定了基础。

9世纪，源自罗马的西哥特人后裔、信仰基督教的居民被赶至北部沿海的阿斯图里亚斯王国。阿斯图里亚斯与安达卢西亚王国截然不同，好比诺曼底之于普罗旺斯。二者尽管相异，却互补有余，南部需要北部的产品，反之亦然。中世纪，欧洲的南部与北部多是通过贸易交流来往，这两个地区，却经由血淋淋的“收复失地运动”不打不相识。

“收复失地运动”（Reconquista，公元718年至1492年），北方基督教势力慢慢战胜南方穆斯林摩尔人政权的运动。“

自9世纪起，基督教徒与摩尔人的边界便断断续续地往南移动。事实上，摩尔人从未占领过北方，其人口也不足以占领北方；而基督徒也面临同样的问题。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几乎就要跨越西班牙中部。结果，葡萄牙往南直到塔古斯河地区全部皈依基督教；1085年，托莱多也成为基督教地区；东部海岸则直逼阿利坎特。接下来的一百年是冲突与殖民的时代，冒险家与居民在边界发展成极不稳定的伙伴关系，最后，北方的君王发起战争。1262年，加的斯（现属于西班牙，为一滨海城市）沦陷，摩尔人只剩下格拉纳达王国（现属于西班牙安达卢西亚自治区），并在此延续了两个世纪的统治。

摩尔人兴建的赫雷斯德拉弗龙特拉城堡（Jerez de frontera）是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百年来的重要分界点。城堡内的清真寺近百年重新翻新。

摩尔人的葡萄酒产量向来不少，葡萄园遍及整个南部地区，没办法，总得在药丸与酒精饮品中间做个选择嘛！收复失地运动已有数年，居民的生活逐渐安定，栽种民生必需品葡萄成为当当务之急。

从10世纪开始，埃布罗河河谷、斗罗河平原以及绿草如茵的加利西亚山谷举目尽是葡萄园。随着基督教控制的土地越来越广，与勃艮第关系密切的西多会修道院的数量也大为增加，紧跟着收复失地运动的脚步四处定居，围绕在城镇的四周，尽是美丽的葡萄园。种植葡萄是对土地永久的承诺，带来的愉悦不言而喻，当然，带来的利润亦相当可观，这项合法营生随即遍布全国。

13世纪，除了北部的偏远山区，西班牙已经无处不见葡萄园，堪称净土的北方成为众人竞相争逐的目标，这股风潮的蔓延令人难以置信。里奥哈（Rioja）、纳瓦尔（Naval）、莱昂（Leon）、斗罗河（Douro River）以及加利西亚通通进入市场。其中以斗罗河（Douro River）的产品最佳，而其主要客户都来自卡斯提尔的重要城市，包括布尔戈斯、萨拉曼卡以及首都巴利阿多利德。不过，流行总是不长久。13世纪，换由浓烈红葡萄酒中的托罗（Toro），及小部分的萨莫拉(Zamora)引领风骚。之后数百年，萨拉曼卡一所知名大学一直是托罗（Toro）的忠诚顾客，往往只要小口浅酌，就醉得不省人事。然后，首都南部的鲁埃达又取代了托罗。

布尔戈斯的葡萄酒大多来自斗罗河流域的阿兰达与佩纳菲亚，酒色深红，并不特别浓烈，不宜久存，与现在名声响亮的产品大相径庭。今天，最具代表性的是传奇色彩浓烈的维嘉西西里酒（Vega Sicilia），以及背景同样神奇的佩斯奎拉（Pesquera)与普罗托斯（Protos）。

西班牙生产的葡萄酒仅供国内市场，仅有少数里奥哈经由毕尔巴鄂或桑坦德外销，以“莱维尔”（Ryvere，应是来自埃布罗河）之名为人所知，味道“甜美”。港口是形成外销市场的次要条件，尤其是距离繁忙航线最近的地点。北欧与地中海的运输主要通过加利西亚西北部的港口，间或进入葡萄牙的米尼奥、塔古斯河河口、加的斯湾，或是瓜达基维尔河河口与塞维尔河。加利西亚的港口或是葡萄牙北部偶见十字军前来补货，因为这是仅存的还有待客之道兼可停靠的最后一站，然后他们沿着半岛，从摩尔人统治的狭长海岸顺流而下。

收复失地运动打开了西部海岸直至南方市场，基督教徒纷纷为安达卢西亚葡萄酒所掳获。14世纪的英国诗人乔叟描述过“利波”（介于赫雷斯与阿尔加维之间，距离维尔瓦不远的村庄）的葡萄酒“浓度甚高”，三杯解忧物下肚，不知今昔是何夕。事实上，这就是雪莉酒的前身。

法国当代文学家傅华萨对乔叟的评论不置可否，但他描述了英格兰亲王“冈特的约翰”派遣弓箭手，帮助葡萄牙国王若昂一世抵御从加利西亚登陆进攻的卡斯提尔人一事。当地最好的葡萄酒是利巴达维亚（Ribadavia)，与葡萄牙北部的绿酒（Vinho Verde）极为相似，清淡爽口，酸度略高。然而，他接着说道，英格兰人还是认为这酒“过于强烈”，无法经常饮用，否则，接下来的两天就只有躺在床上的份。

不过，因为利巴达维亚是西班牙葡萄酒外销数量最多的地方之一，加上距离圣地亚哥不远，英格兰人隔三差五仍会前来光顾。圣地亚哥的圣雅各布教堂是基督徒重要的朝圣地点，每年造访的人数最多可达200万人。虔诚的信徒披着长披风，戴着镶有贝壳的宽边帽，徒步缓慢前进。16世纪，拉科鲁尼亚针对利巴达维亚葡萄酒的贩卖有严格的限制，如同今天“法定产区”的雏形。据说，英格兰商人还会向当地居民传授航运的知识，并引进硫磺。中世纪，葡萄酒的市场走向多取决于政治人物的喜好，西班牙尤其严重。英女王伊丽莎白一世时期，盎格鲁与西班牙的关系冷淡，但与葡萄牙往来密切，酒商因而可以往南直达米尼奥，在维亚纳堡购买（与本土口味相近的）葡萄酒。

同样来自葡萄牙的还有巴斯塔多(Bastardo，或称巴斯塔德）。现在，葡萄牙进内仍栽种有同名的酿酒葡萄（用来酿造波特酒Porto），所以巴斯塔多极可能是“变种”葡萄酒。早期的作者提出反驳，他们坚信巴斯塔多是混种葡萄酒（Mungrell），在葡萄酒中加入了蜂蜜，以取代昂贵的麝香葡萄酒。但是，巴斯塔多酒不是白色就是棕色，相对而言更符合变种的论述。可以确定的是，它价格便宜。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尔王子就说过：“你的身份就只配喝棕色的巴斯塔多酒。”当然，说话时别忘了带着浓重的伦敦腔。

西班牙重要战舰“圣特立尼达号”每年由加的斯出发至巴拿马，与从秘鲁带回贵重金属的太平洋船队会合。若气候条件良好，航程需70天。

数百年来，葡、英两国的友好关系，以两国联姻带来的影响最为深远。1387年，“冈特的约翰”的女儿——兰开斯特的菲利帕，嫁给了葡萄牙国王若昂一世。他们的第三个儿子——“航海家”亨利（终身未娶，他性格严谨而坚定，生活朴实）。穷极一生为葡萄牙的扩张追寻新大陆；派出的船队先后发现了马德拉、亚速尔群岛与南下非洲海岸的航线，立下了不朽功业。亨利去世后，葡萄牙相继出现了迪亚士、达伽马与卡布拉尔等航海家，驾驶当时最先进、可迎风而行的三桅货船，绕行至好望角（1488年）、印度（1498年）、波斯湾、暹罗（今泰国）、中国即巴西。

葡萄牙与西班牙的发现之旅竞争激烈，后者已经发现加那利群岛，也在寻通往印度和东南亚的航线。在斐迪南亲王与卡斯提尔女王伊莎贝拉的支持下，来自意大利热那亚的哥伦布从塞维利亚出发。1494年，就在发现美洲大陆之后两年，西、葡两国签署条约，将世界分为两半：东部属于葡萄牙，西部归于西班牙。除巴西以外，美洲大陆全部西班牙统治。不知道葡萄牙是否早已发现巴西，却秘而不宣？他们一心只想要把东方纳入统辖，但却力所不及。乡村的农民抛弃土地，往海洋前进，搭上船只直奔新殖民地而去，50年过去后，农村人口从两百万骤减到一半。收复失地运动为两国带来更多可以开发的土地，但是深具冒险精神的国民依然勇往直前，一去不返。

塔古斯河以南

葡萄牙是葡萄酒业发展的理想地点。其北部有浓密的葡萄园，而南部相对显得有点异常，阿连特茹或远到塔古斯河等国土月1/3的地方，完全没有种植葡萄的传统。

无论在远古时期还是摩尔人统治的时代，这里都是葡萄酒的王国。复地运动在阿连特茹激战最烈，土地所有权不时更换，人口长期下滑，荒地遍布。葡萄牙首任国王阿方索一世用尽一切办法，鼓励西多会修士带着农耕技术到此定居；1153年，国王将里斯本北部阿尔科巴萨的大片土地无偿赠予西多会，修建西多会最大的修道院，占地932平方公里。身处如此优渥的环境，圣伯纳德的严格清规被九百名修士抛诸脑后。修道院的餐厅与厨房“是全欧洲最贪食的宗教场所”。北方的富庶导致南方的贫困，尤其经过黑死病的肆虐，人口骤减，加上探险风潮的推波助澜，导致农村人口大批外移。

皇室赏赐的阿尔科巴萨土地面积惊人，军士们宁愿将其辟作牧场或狩猎使用，也不愿从事劳动密集的葡萄种植，许多地区被保留为自然森林（其中蕴藏着价值不菲、可制作酒塞的项目）以利狩猎。一直以来，葡萄牙居民最迫切需要的就是谷物，所以阿连特茹缺乏种植葡萄的传统。然而，此地虽然进入葡萄酒市场的时间较晚，但却深具发展的潜力。

16世纪是西班牙最伟大的时代，也是一个自取灭亡的时代，自西班牙发现美洲大陆开始，到他们从摩尔人手中夺回格拉纳达告终。同一年，宗教裁判所决定将犹太人驱逐出境，无异于将珍贵的人才拱手让给敌人；摩尔人与新教徒也无法幸免。不可一世的天主教捍卫者卡斯提尔人一统天下，但这仍然不够，他们还需要军队与舰队（还有教士）共同开拓墨西哥及秘鲁。

美洲大陆这块无价之宝初期的价值甚低。墨西哥加上秘鲁出产的所有贵重金属仅占西班牙全年收入的1/6，还不够支付皇室向银行家（热那亚裔占多数）贷款的利息。支撑这个庞然大物的责任就落在了可怜的当地居民身上，税收节节升高。难怪他们要利用每一份土地种植葡萄，用赚取的每一分铜币（maravedi，西班牙旧时的货币单位）应付军队（当然，还有教士）在荷兰、西西里、秘鲁等地的庞大开支；同时，还要抵抗东方新势力——奥斯曼土耳其不断的进攻。

腓力二世统治末期，贵重金属的产量大幅上扬。在秘鲁波托西与墨西哥萨卡特卡斯发现的矿脉开始量产。16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西班牙大帆船载运的贵重金属数量是国王登基时的四倍。腓力二世从未因资源问题而裹足不前，1580年西班牙吞并葡萄牙及其帝国（文书工作瞬间倍增），展开了长达60年的统治，也带来了更多的问题。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新世界并不如预期般美好。所谓的“殖民地”应该是提供廉价原料和制造商品的市场。一开始的确如此。船队承载着小麦与葡萄酒运往墨西哥的韦拉克鲁斯以及巴拿马海峡破败炎热的港口，提供秘鲁所需。另外，还有菲律宾的马尼拉。船队带回来的货品价格飙涨。征服墨西哥40年后，安达卢西亚（与美洲有直接贸易往来）的小麦价钱上涨了一倍，葡萄酒价格则跃升了八倍之多。

好景不长，运送至殖民地的葡萄酒与食用油经受不住在热带气候下75天的航行（通往墨西哥最便捷的航线），纷纷腐烂变质。葡萄酒跟随着征服者的脚步前行。殖民者柯尔特斯下令，墨西哥每一位地主都要辟建葡萄园，规模虽然不大，但到16世纪中期，秘鲁南部高原的沿海山谷、特鲁希略、皮斯科、伊卡和纳斯卡遍植葡萄；不仅可供应利马与波托西市场，并销往新殖民地智利、哥伦比亚、委内瑞拉、中美洲与墨西哥。各殖民地之间的贸易日益频繁，削弱了母国的商机，西班牙居民除了大声抗议之外，别无他法。马尼拉、墨西哥与秘鲁之间甚至以中国的货品交换银币与葡萄酒。

1541年，征服秘鲁不到10年的时间，巴尔迪维亚在智利创建圣地亚哥市。从印第安人手中强夺的土地保养的颇有成效，是种植葡萄的最佳地点。但是因为当地必须提供粮食出口补给在秘鲁矿场工作的奴工，因此智利的葡萄酒产量略逊秘鲁一筹。话虽如此，“海盗”德雷克在1578年扣押了一艘从智利开往利马的船只，船上载运着1770个庞大的酒囊，这位其九年之后在安达卢西亚的大肆洗劫打响了名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