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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二圆舞曲旋律里隐含着淡淡忧郁，宛如末代宫廷，曲终人散，破败荒凉，孤独的圆舞曲——高音谱号
文/谢力昕 古典音乐节目编辑
1992年，意大利指挥家里卡多•夏伊在DECCA录制发行的肖斯塔科维奇《爵士专辑》非常成功，原先沉重阴郁的老肖形象一下子变得风趣很多，由此也吸引更多音乐家和乐迷关注老肖的“轻音乐”、电影音乐，戏剧配乐，这些听上去和他的交响曲、四重奏迥然不同的体裁。专辑中的《第二圆舞曲》被库贝里克用作《大开眼戒》的配乐，加上后来安德烈•里欧（André Rieu）乐队的金曲，一下子令老肖的“爵士”大行其道。夏伊大师本人也将在7月2日的柏林爱乐森林音乐会上，重温老肖的这套“爵士”金曲。
可在那张成功的专辑里，指挥家夏伊和文案作者——老肖的研究学者Elizabeth Wilson都犯了一个小错——唱片中那首被称为《第二爵士组曲》的八乐章集成曲（文案称其创作于1938年）——并非真正的《第二爵士组曲》。事实上，老肖于1938年写的《第二爵士组曲》原稿在苏德战争中遗失，直到1999年，其某个演出版残稿才被学者Manashir Yakubov发现，由Gerard McBurney重新编辑和配器后，正式在2000年伦敦逍遥音乐节上重演。那是一首三乐章的作品，分为《谐谑曲》、《摇篮曲》和《小夜曲》。老肖也真不会浪费，《摇篮曲》在创作当年就被一鸭两吃，用到《第一弦乐四重奏》的慢板里头；《谐谑曲》则在1943年被老肖用作了《第八交响曲》谐谑曲的素材。
那么现在被将错就错，通称为《第二爵士组曲》的八乐章集成曲是哪儿来的呢？学者们推测，这套曲子陆续写作于五十年代后期，大多来自老肖当时热衷创作的电影音乐，舞台音乐，譬如《牛虻》、《明亮的小溪》、《邀约》。这些曲子后来被统称为《为混编乐队而作的组曲》（Suite for Variety Orchestra），各类演出的配器、乐曲编成数量非常随意，还有分出组曲之一和之二的版本。这套八乐章集成曲以我们今天熟悉的样子第一次完整演出是在1988年，粗枝大叶的斯拉瓦——罗斯特罗波维奇给它们冠了一个《第二爵士组曲》的名字，指挥伦敦交响乐团在伦敦演出，以至于贻误后人，造成小小的混乱。不过，时至今日，从西柯尔斯基出版公司编订的老肖作品全集目录，到维基条目，都清清楚楚注明了这一错误后，唱片公司和制作公司依然惰性地将《第二爵士组曲》张冠李戴。我曾电邮给柏林爱乐森林音乐会的制作方，提醒这一粗疏。但今日收到的曲目流程单，还是《第二爵士组曲》依旧。
（夏伊指挥肖斯塔科维奇第二圆舞曲）
不过，我们仍可以借这个机会，重新审视老肖的“爵士”味作品和他创作这些音乐的上下文。苏联在二十年代有过一个拥抱西方先锋派和爵士乐的短暂时期。1925年，一支由五名黑人爵士演奏家组成的乐队，就叫做Negro Band，巡演苏联，造成轰动，各地很快涌现很多翻版拷贝团体。老肖在次年以《第一交响曲》震动乐坛，指挥首演的是尼古拉•马尔科，是这轮爵士热中的弄潮儿，他也以年轻作曲家的保护者自居，希望老肖搞点热门的爵士乐。后来还发生了1928年秋的著名段子，马尔科让老肖为当时的“热门金曲”《鸳鸯茶》写一个乐队版本，限时一小时，结果老肖四十分钟交卷，配器极为风趣精致。这算是老肖“爵士乐”的初试啼声。
说起苏联的爵士乐，和美国正宗的爵士乐相比，可是大异其趣。其原因除了水土改变造成味道迥异外，政治因素是头等重要的。1925年掀起的爵士热在1929年被狠狠踩了刹车，大文豪和旗手高尔基发表重磅文章，叱骂爵士乐属于同性恋与资产阶级色情文化。根据苏联老爵士乐手尤里•叶拉金的回忆（参见他的《驯服的艺术》），各地涌现的爵士乐团被解散，只有在一些“对外文化交流窗口”，才允许保留一两支乐团为外宾服务。其中就包括了海港城市敖德萨的“剧院爵士”乐队，由苏联一代爵士宗师和歌手列奥尼德•乌杰索夫（Leonid Utyosov）领导。1930年，老肖到敖德萨，听了“剧院爵士”和乌杰索夫的表演，激赏不已，他甚至称乌杰索夫为苏联最伟大的艺术家。不过，乌杰索夫的乐队风格与其说是爵士乐，不如说是轻音乐，或是缩减版的施特劳斯，老肖后来写出的“爵士乐”便如出一辙。他和乌杰索夫合作滑稽音乐闹剧《大谋杀》（Hypothetically Murdered），充分锻造了典型的早期肖式音乐语汇：幽默、尖酸，自嘲，而且很欢乐。
1932年，政治风向也开始变得“欢乐”。伟大领袖斯大林号召说：“生活更美好，生活更快乐。”于是，爵士乐作为欢乐的调料而被解禁，按照叶拉金的说法：“斯大林同志或克里姆林宫里的什么人突然心血来潮，认为要把爵士乐纳入苏联的音乐发展计划，组建一个真正具有苏联精神的全新的爵士乐队。”叶拉金进入了新组建的苏联国家爵士乐团。按照规划和设计，这个爵士乐团将演奏苏联作曲家原创的“红色爵士音乐”，而非美国爵士乐。爵士乐在苏联从来是“照谱宣科”，和即兴自由无缘。可惜，“红色爵士乐”作品太少，官方干脆组织了一个爵士音乐创作比赛。就这样，老肖的两套爵士组曲分别在1934年和1938年应运而生，算是及时雨。
饶是如此，国家爵士乐团的曲目依然捉襟见肘，一场音乐会曲目七拼八凑，民歌、领袖歌曲、杜纳耶夫斯基的进行曲都被拉进来。乐手和指挥凭着对爵士乐的理解，给曲子加点爵士化风味。1938年年底，乐团战战兢兢地到克里姆林宫，给领袖汇报演出。结果，如此折衷的风格依然令龙颜不悦。苏联爵士乐开始走向没落。1948年日丹诺夫秉承圣意，对文化音乐领域进行大规模整肃。1949年，爵士乐干脆被明令禁止，共青团积极分子捣毁了各地的爵士乐俱乐部，乐手被逮捕，爵士乐的代表乐器萨克斯管被当作资产阶级乐器而充公。爵士音乐转入地下，一些年轻人将聆听爵士乐做为反叛的标志。可到了五十年代末的解冻时代，爵士乐在苏联具有的某种挑衅意味被摇滚乐取代，变得乏人问津。可以说，“红色爵士乐”最终寿终正寝，留下的唯一“活”样本，就是老肖的这三套作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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