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天华珍视中华民族音乐传统，但不赞成抱残守缺的“国粹主义”，他主张取西乐之长，补国乐之短。在实践中，他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原则，努力学习民族音乐和西洋音乐，改进国乐。刘天华在“国乐改进社”成立大会上讲话时指出：“一国的文化，断然不是抄袭些别人的皮毛就可以算数的，反过来说，也不是死守老法固执己见就可以算数的，必须一方面采取本国固有的精粹，一方面容纳外来的潮流，从东西的调和与合作之中，打出一条新路来，然后才能说得上‘进步’这两个字。”这是刘天华中西乐艺合作观的最好说明。
刘天华希望新的国乐是能够“唤醒一个民族的灵魂的音乐”，他热切地期盼国乐有一天能“与世界音乐并驾齐驱”。这种欲使中华民族音乐立于世界之林的远大抱负，是一代爱国音乐家的共同目标，也是我们今天应努力奋斗的目标。为了寻找发展民族音乐的道路，提高民族音乐的地位，刘天华一生呕心沥血，矢志不渝，其精神令后人深为感动。
1922年，刘天华被推荐到北京大学音乐研究会任琵琶导师，由于非国乐世家出身，学历又低，开始并未受到应有的尊重，但他在琵琶方面的造诣很快就赢得了人们的敬佩。然而，二胡当时受到普遍的鄙视，研究会也没有教习二胡的课程，对此，刘天华特别不满。同年10月，北京大学音乐研究会改为北京大学附设音乐传习所，蔡元培兼任所长，萧友梅任教务主任。经刘天华多方努力，二胡音乐首次进入了高等学府的课堂。同时，刘天华还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音乐系和北京艺术专科学校音乐系教授二胡和琵琶，这也为他实现改进、振兴国乐的宏愿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刘天华在北平任教期间，还曾师从俄籍小提琴教授托诺夫和欧罗伯学习小提琴演奏，并向燕京大学音乐系的美籍教授范天祥系统学习作曲理论。与此同时，他积极吸收北方地区的民间音乐养分，经常去天桥观看民间艺人表演，并进行记谱和整理研究。他还研习三弦拉戏、昆曲和京剧等，并用科学的方法将民间音乐加以收集、记录、整理后出版。刘天华身为高等学府的教师，能摒弃门户之见，虚心好学，兼蓄中西之长，在当时的国乐界非常少见，也让传习所的西乐教授叹服。
刘天华通过研究、借鉴小提琴的优点来改进国乐，特别是改进二胡音乐。他在继承二胡传统演奏技法的基础上，大胆借鉴西洋乐器的演奏技法，将小提琴的演奏技法创造性地融进二胡演奏中，他还将传统二胡的三把位扩展到七把位以上，拓宽了二胡的音域，发展了二胡的弓法和指法，并把二胡的记谱和演奏技巧规范化，这些努力极大地提高和丰富了二胡的音乐表现力。另外，他还对四相十品的传统琵琶加以改造，制作了六相和加半音品位的琵琶。
刘天华还借鉴小提琴的教学方法，进行了民族器乐科学教学体系的有益探索。他编写了四十七首二胡练习曲和十五首琵琶练习曲，选编了江南丝竹、广东音乐以及他自己的作品作为教材，使国乐教学由过去的以师徒手传口授为主，转向循序渐进地进行技法训练的科学教学方法，刘天华在国乐教学上的首创之功可谓重大！
为了配合京剧大师梅兰芳出国访问演出，刘天华记录整理了《梅兰芳歌曲谱》。这是中国近代戏剧史上第一部用五线谱记录的中国戏曲音乐集，开创了我国用科学记谱
法记录和整理戏曲音乐的先河，对我国民族民间音乐以及戏曲音乐科学记谱法的运用和推广，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刘天华在教学上认真负责，兢兢业业，堪称师表，直到染病逝世前的一个星期他仍在授课。刘天华师德高尚，教学水平高，教学方法科学合理，培养了一批二胡音乐家如储师竹、吴伯超、徐锡麟等，还和学生们共同开创了风格独特、影响深远的二胡学派。
1923年冬，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在三院礼堂举行音乐会，刘天华的高足徐锡麟登台演奏了刘天华创作的二胡曲《病中吟》，这是二胡首次登上高等学府的舞台，演出获得圆满成功，二胡由此一举登上“大雅之堂”。音乐会后，在北京大学校园中，师生争相吟唱《病中吟》的主题旋律，二胡独奏也从此成为北京大学音乐会上最受欢迎的节目之一。
然而，正当刘天华意气风发地致力于国乐改进时，却遇到了意外打击。先是在1926年秋季，北洋政府各派军阀忙于混战，将教育经费挪作军费，致使北平各校教师停发工资数月。此时，刘天华的幼女突然夭亡，而他却因经济窘迫，无钱为女儿下葬。刘天华的同事和好友杨仲子闻讯后，将其夫人的金钏送到他家，让他速去换钱下葬亡女。刘天华非常感激，但不肯接受，他说：“嫂夫人金钏何以因我而失？”杨仲子听后便将金钏一折为二，并说：“内人有它，还有何用！”刘天华这才收下，换了些钱安葬了他心爱的女儿。1927年6月，奉系军阀张作霖在北平组织军政府，新任教育总长刘哲竟说音乐有伤风化，下令查封北京大学附设音乐传习所和北京艺术专科学校音乐系，使北平刚刚起步的现代音乐教育顿时停滞。面对军阀官僚这种无知而蛮横的举动，刘天华在激愤而无奈的心情下，创作了二胡独奏曲《悲歌》，1928年他又创作了《闲居吟》。
刘天华虽然被迫离开教职，却并未放弃音乐教育和改进国乐的工作。刘天华在他创办的《音乐杂志》发刊辞中表示，将恪守“借助西乐，研究国乐”的原则，致力于改进和发展国乐。刘天华的学生则在北京大学成立了学生社团――北京大学音乐学会，请刘天华教授琵琶、二胡和小提琴。刘天华还和“国乐改进社”全体成员在北平协和学校礼堂，举办了首次国乐音乐会，并亲自演奏了二胡曲《病中吟》和琵琶曲《改进操》，受到人们的欢迎。
奉系军阀被赶出北平后，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和北京艺术专科学校音乐系重新恢复，刘天华重新返校并被聘为二胡、琵琶教授。这时，刘天华的哥哥刘半农是北京大学的国文教授，弟弟刘北茂也从暨南大学来到北京大学担任外文教授。一门三兄弟同时任北京大学教授，一时成为佳话。值得一提的是，刘北茂早在少年时代就受到刘天华的影响喜爱音乐，后来二哥又教他演奏二胡、琵琶、笛子等。刘北茂虽然教的是英语，但他表示如果以后国乐乐坛需要他，他宁可放弃教授外文，改教国乐。刘天华去世后，他果然肩负起二哥未竟的事业，投身于国乐教学、作曲和演奏。
演奏轰动京城 名曲常留人间
1930年冬季，北京发生了一个轰动乐坛的事件，那就是北京基督教青年会的高尚仁在北京饭店举办音乐会。参加演奏的有中外知名音乐家，中国音乐家中有刘天华、郑颖孙等，外国音乐家中有当时世界著名的小提琴家欧尔门等。听众中有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诗人徐志摩、刘半农等著名学者和社会名流，外国听众中有各国使领馆的使节和夫人、来华讲学的学者和经商的大商人及其眷属等，其中还有一位旅华研究东方文化史的德国专家雷兴教授。大多数中外听众都是为听外国演奏家的演奏而来的，而对音乐会上的国乐演奏则颇不以为然，有人认为是“画蛇添足”，多此一举；有人认为只是点缀而已；有人认为是故意让国乐出丑，就连了解和支持国乐的人也为刘天华捏一把汗。
音乐会首先演奏了一首中国古曲，外国人把它当成音乐会的序曲，未作出什么反应。等欧尔门等外国演奏家出现时，他们立即振奋起来，听完外国名曲演奏后，他们报以热烈的掌声，致使演奏者两次返台谢幕。轮到刘天华演奏
国乐时，有几个外国人竟认为中国音乐不值一听而退席。一位坐在雷兴旁边的外国女士也想退场，因为她认为中国的艺术之神已死，只有到地下去才能追寻到昔日的繁荣，雷兴劝她稍留片刻，以便了解中国的国乐究竟死在哪里，她才勉强留下。整个大厅被一种怀疑、不屑甚至轻蔑的气氛笼罩着，这时，一位身穿中国旗袍、仪态端庄的女士将刘天华的演奏曲目介绍给听众，这位女士就是刘天华的学生曹安和。她介绍完第一个曲目《病中吟》后，刘天华立即在二胡那两根神奇的弦上魔术般地发出凄楚、幽怨而扣人心弦的哀鸣，一下子把听众带入了他要表达的情境中，大厅里静极了，人们的思绪随着他的琴声跌宕起伏，沉浸在深深的共鸣之中，不少女士眼睛里含着泪水，紧紧咬住嘴唇。当乐曲结束，在片刻的宁静后，猛然爆发出热烈的欢呼声和掌声，一浪高过一浪，长久不息。在座的所有人包括外国人都被征服了，但他们无法理解：这样简陋的乐器，在刘天华的手中竟能产生如此神奇的力量。然后，刘天华演奏了《空山鸟语》，听众又被带入了一个苍山翠谷、鸟语花香的境界，接着是琵琶曲《十面埋伏》《霸王卸甲》……当刘天华演奏完最后一曲时，欢呼声、鼓掌声此起彼伏。刘天华怀着激动的心情一次次返台答谢，可热烈的掌声仍在大厅里回荡，他接连答谢了九次，听众才让他走下舞台。在场的外国人非常激动，他们怎么也没想到中国竟有这样美妙神奇的音乐。特别是雷兴对此赞叹不已，认为中国这一古老国家有一种不可思议的神秘力量，演奏结束后，雷兴还特意拜访了刘天华，并向高亭唱片公司推荐，为刘天华录制了两张唱片。从此，胡琴音乐大踏步地登上了乐坛的“大雅之堂”，刘半农在《书亡弟天华遗影后》的悼文中写道：“二胡地本庸微，自有天华，乃登上品。”纵观刘天华一生对二胡音乐所做出的贡献，我们可以看出，此言绝非兄长对弟弟的过誉之词。
刘天华虽然身为二胡、琵琶教授，但他并不满足于已有的成就，仍到处寻师访友，不断提高自己的水平。对此，刘半农曾说：“其能于既为大学教授之后，而犹虚心师事他人，以求其艺事之完成者，天华而外，吾不知当世尚有几人也。”“天华于琵琶、二胡造诣最深，琵琶之《十面埋伏》一曲，变化万千，非天华之大魄力不能举。其于二胡，尤能自抒妙意，创为新声，每引弓一弄，能令听众低回玩味，歌哭无端，感人之深，罕世伦比。”萧友梅对刘天华的艺术成就也曾赞誉说：“不图中国乐师竟肯俯学西乐，且有如是成绩也。”刘天华的重大成就是他怀抱改进、振兴国乐的理想，长期坚持刻苦学习而取得的硕果。
刘天华在改进国乐方面的重大贡献更主要表现在创作上，他创作了十首二胡独奏曲《病中吟》《良宵》《悲歌》《闲居吟》《苦闷之讴》《月夜》《空山鸟语》《光明行》《独弦操》《烛影摇红》及《歌舞引》《虚籁》等三首琵琶曲，这些作品是他一生最重要的成果，也是我国民族器乐宝库中的艺术瑰宝，至今仍广为流传，久盛不衰。
刘天华的作品时代性强，深刻、细致、真实地表达了“五四”时期爱国知识分子的思想感情，是他们对现实不满、苦闷彷徨、憧憬光明的生动写照。刘天华的这些作品以传统二胡音乐为基础，广泛吸收民族音乐的丰富营养，并借鉴小提琴音乐的优秀经验，从而使二胡这件长期受到歧视的中华民族乐器，焕发出新的艺术生命力，开启了中国现代二胡音乐艺术的新纪元。
《病中吟》是刘天华的处女作，也是他生前最喜欢演奏的乐曲之一。该曲初创于1915年，1923年修改定稿，在构思、创作和修改乐曲的过程中，刘天华相继经历了失学、失业、丧父、贫病等一连串的打击，虽然不断苦斗、挣扎，但满怀的理想一次次破灭，他从美好的幻想中回到冷酷的现实中来，感到无限惆怅。这首作品正是作曲家当时生活的真实写照，全曲悲切凄伤，动人心魄，具有深厚的感染力。当然，这不是一首绝望的悲歌，乐曲中亦有心灵饱受折磨后的呐喊，如疾风暴雨，令人精神为之一振，表现了出作曲家与命运作斗争的坚强意志和对胜利的信心。
《空山鸟语》也是刘天华最有影响的乐曲之一，初创于1918年前后。这首作品表现大自然的美景带给人的喜悦，体现出作者“抱朴含真，陶然自乐”的高尚情操。在二胡技巧的运用上，这首作品也比以前有较大突破，既借鉴
了民族乐器惟妙惟肖模仿鸟鸣的手法，又吸收了小提琴的表现技巧，音域和音色的对比也更强烈，是一首内涵丰富、技巧性很强的二胡曲。
《良宵》是刘天华的一首即兴之作，也是他作品中最优美的一首，创作于1928年1月22日。当时，正值“国乐改进社”成立不久，刘天华对“国乐改进社”的成立十分高兴，他按捺不住心中的喜悦，约了几位学生到家中欢聚。他在聚会中对学生们说：“我好久没有做谱了，我想在今天做一个小小的二胡谱，作为今天快乐的纪念。”于是，他拿出二胡即兴演奏起来，一边拉一边记录曲谱，他拉了一会儿，也许是乐思有些阻碍，就停顿了下来，接下来刘天华一口气演奏完，并赶快记下曲谱。这首作品是刘天华二胡曲中最简短易学的一首，乐曲优美的旋律是他心中流淌出的愉悦，是他心中闪耀的希望的火花。这首作品由于完成于农历除夕，音乐上又突出了歌唱性，是用二胡“唱”出来的，故又名《除夕小唱》。
刘天华从1926年开始酝酿《光明行》，并于次年完成了初稿。这期间，他的幼女夭亡，他又因无钱支付孩子的学费而使两个孩子失学在家，《光明行》定稿的时候，他八岁的次子又不幸病故，这首作品就是他在不断遭受生活打击的境况中创作的。可他并没有沉浸在悲伤哀叹中，而是以乐观的态度，表达了对光明的渴望和向往以及努力实现国乐改革理想的决心。乐曲运用了进行曲的节奏，使擅长表现忧伤、悲愤情绪的二胡奏出了热烈、雄壮的音乐，成为二胡音乐创作风格上的一个突破。这首作品于1931年发表后，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给那些鄙视民族音乐、认为二胡只能表现“萎靡不振”情绪的谬论以有力驳斥。
不幸的是，正当刘天华改进国乐事业走向辉煌的时候，他本人却过早地离开了人世，给后人留下了深深的遗憾。1932年，刘天华在北京天桥访问民间艺人、采集民间音乐和“吵子会锣鼓谱”资料时，不幸染上猩红热，医治无效，逝世于协和医院。正如当时著名音乐家黄自、汪颐年夫妇悼唁刘天华时所言，刘天华的去世可谓是“乐府如今推泰斗，师门从此杳人琴”。
刘天华毕生从事的改进国乐工作，是我国民族音乐划时代的改革创新事业，刘天华改革创新国乐的观点、方法和成果，对我国现代民族音乐具有重要的奠基和示范作用。我相信，继续沿着他的道路走下去，我国的民族音乐一定会更加灿烂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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