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3.7.20
今年7月20日是人民音乐家贺绿汀诞辰120周年纪念日。贺绿汀生于1903年，他一生历经20世纪中国波澜壮阔，和中国现代民族音乐筚路蓝缕的探索联系在一起。让我们在音乐中，回顾贺老的曲折而恢宏的音乐人生，深情怀念这位中国音乐巨人。
音乐是培养人民高尚道德品质、思想感情的重要手段。
——贺绿汀
贺绿汀（1903—1999）原名安卿，又名楷、抱真，湖南邵阳人。现代著名作曲家、音乐理论家、教育家。1931年考入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主修钢琴与和声学。早年参加湖南农民运动和广州起义，用艺术的方式呈现和宣传革命理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先后任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音协名誉主席、上海市文联副主席、上海音乐学院院长，共创作3部大合唱、24首合唱、近百首歌曲、6首钢琴曲、6首管弦乐曲、10多部电影音乐以及一些秧歌剧音乐和器乐独奏曲，并撰写大量音乐理论文章，其创作、文论、译著等成果收录为六卷本《贺绿汀全集》。
为什么一首民歌或者一首好的歌曲，会使人们百唱不厌呢？就是因为它是音乐，而不是照字填出来的阿拉伯数字。音乐是人民思想感情的直接流露，好的音乐之所以能感动人，也就是因为它有真实的感情。
——贺绿汀
1903年7月20日，贺绿汀生于湖南邵阳市邵东县东乡罗浮岭附近农村。贺家祖辈都是背负青天、脚踏黄土的农民，并没有接触过音乐，他最初的音乐熏陶来自乡间的山歌和送葬时哀哭的挽歌。受父亲影响，他从小就对祁剧发生兴趣。
幸得父亲与兄长们支持，他几多周折总算走出了大山，到长沙艺校完成学业，主修音乐与绘画，当时他已年近20，才接触到了钢琴，但他废寝忘食地练习，其间他还学习了小提琴、音乐理论及民间乐器和民间音乐。
当时正是风起云涌的革命年代，贺绿汀也投身其间，任湖南邵阳总工会宣传部长。三哥贺果是中共早期党员，在其影响下，1926年贺绿汀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着国共关系的恶化，身为共产党员的他曾两度被捕，两度逃亡。
“抱真”，是早年私塾先生所赐之名，贺绿汀对此倍感珍惜，甚至有意用其一生去践行它的内涵。救亡图存的种种努力在现实中屡屡受阻后，贺绿汀又重回音乐的道路上，试图寻找光明。通过两年的努力，1931年，贺绿汀以28岁“高龄”考入国立音乐专科学校（上海音乐学院前身），并自名为“绿汀”，从此贺绿汀这个名字就伴随他终生。
贺绿汀随留美回国的黄自先生学和声。黄自是中国最早引进西方音乐体系的学者，一辈子致力于振兴民族音乐，他启发贺绿汀，中国的新音乐绝不是抄袭国外作品，而必须具有中华民族自身古老音乐传统的灵魂，应当用西方先进的音乐方法整理中国的民谣旧曲，以发展中国新的音乐。黄自这种具有强烈民族性的音乐理念和教育思想，指引了贺绿汀一生的音乐道路。
1934年，美籍俄罗斯著名钢琴家亚历山大·车列蒲宁（齐尔品）在上海举办“征求有中国风味钢琴曲”比赛。贺绿汀写了三首钢琴曲参赛，他的《牧童短笛》和《摇篮曲》竟同时获得唯一的一等奖和名誉二等奖。
1934年11月齐尔品（中）及其夫人（左三）、征曲审查委员查哈罗夫（左二）、阿克萨可夫（右二）、黄自（左一）、萧友梅（右三）与头奖获得者贺绿汀（右一）在国立音专校园合影。
《牧童短笛》用西洋乐器钢琴模仿了中国乐器竹笛，在传统中国旋律中加入了西方呼应、对答式的二声部复调旋律。它是第一首完全成熟的中国钢琴曲，至今仍然是优秀的中国钢琴曲之一，对中国钢琴曲的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
正是处在这个动荡的年代，音乐家才能锻炼自己的意志、品质，才能为将来成为更完整、成熟的艺术家而做好准备。
——贺绿汀
1936年，贺绿汀应邀为反映都市底层人民生活的电影《马路天使》谱曲。贺绿汀了解并同情这种卑微而痛苦的命运，真诚地用音乐表达人们内心质朴而丰富的情感。他搜集了许多苏南民歌加以改编，用传统民族乐队伴奏，用西洋和声技巧处理，为电影创作了《天涯歌女》 《四季歌》 （均田汉作词）等脍炙人口的作品。
1937年“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爆发。贺绿汀参加了上海文化界救亡演剧队，辗转各地鼓励群众全民抗日、坚定抗日的信心和决心。11月，在抗日前线山西临汾，贺绿汀见到了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和抗日名将彭雪枫，他们向演剧队介绍了游击战：高山密林，神出鬼没，游击战士与日寇巧妙周旋到底。这启发了贺绿汀的创作灵感，在防空洞里他连词带曲一气呵成地写出了《游击队歌》。
中共一大纪念馆藏贺绿汀《游击队歌》手稿
《游击队歌》曲风明快昂扬，无忧无惧，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抗击外侮的乐观顽强和必胜信念。该曲于1938年1月1日在八路军干部晚会上，由贺绿汀指挥上海文化界救亡演剧队第一队首次演唱。歌曲迅即广泛传唱于中国军民之间，带给每一个不愿当亡国奴的中国人极大的安慰和勇气。
40年代初，留校任教的贺绿汀随国立音专辗转到重庆，动荡的时局，同胞间的生死相依，时时触动着他的心弦。1939年春，在重庆教书的作家端木蕻良沿嘉陵江散步时，创作了散文诗《嘉陵江上》，寄托了对失去的家园东三省的眷恋，后经贺绿汀谱曲，吸收融汇了西方歌剧的朗诵调及咏叹调的艺术形式，成为又一首不朽的抗日救亡歌曲。这一时期，他还陆续创作了以湖南花鼓戏音调为底色的《垦春泥》，以及《保家乡》 《中华儿女》 《空军进行曲》等一系列独具表现力的作品，把满腔热血和昂扬的斗志都化为了五线谱上跃动的音符。
在抗日救亡实践中，贺绿汀不断思考音乐教育的意义及其时代责任，他深深意识到：只有人民、民族和时代需要的音乐教育才是真正的音乐教育。1943年7月，贺绿汀来到延安鲁艺。他亲自编写教材《和声学初步》，这是当时抗日根据地第一部专业的、系统的初级和声教材。1946年后，贺绿汀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在延安组建我国第一个管弦乐团——中央管弦乐团，担任第一任团长。在延安，贺绿汀作曲事业又臻高峰。他创作出了被誉为国际水准的《反法西斯胜利大合唱》（《1942年前奏曲》），此后还有《晚会》《森吉德玛》《胜利进行曲》等。
民歌民谣之可贵也就在此。它们都是从人民大众的心灵中自然流露出来、自然成长起来的音乐，并且自然地形成各不相同的地方色彩。
——贺绿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立音专正式定名为上海音乐学院，贺绿汀任第一任院长。在此后半个世纪，他几乎将全部工作重心转移到教育领域。
与老师黄自一样，对民族音乐的一再强调，也成了贺绿汀音乐思想的灵魂。民间音乐课是各系必修课，他抱着板胡亲自上课，从陕北的《信天游》《走西口》唱到贵州、湖南的民歌。声乐系的学生每天必须背熟并能即兴演唱一首民歌。为了让师生接触地道的民间音乐，贺绿汀四处奔走，请民间艺人到校园里示范演奏，中国各地风格多元的民间音乐荡漾在上音校园。
1954年，上音创设了民族音乐研究室，1956年创建了民族音乐系，设立了民族乐队指导、民族乐器、民族音乐理论等三个专业。蜚声中外的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和丝弦五重奏等就是在持续而严格的训练中产生的。1950年他开办了“少年班”，接着又创办了音乐附中和音乐附小，逐渐形成一条龙音乐教育培养体制。
经历过特殊时期之后，1979年，76岁的贺绿汀复出，再一次担任上音院长，他像三十年前首次履任一样，再次重建教师队伍，再次“背负”起上音前行。1979年9月，在他的率领下，中国音乐代表团第一次参加国际音乐理事会，在会上我国被接纳为这一国际组织的成员。此后他又为中国音乐事业忙碌了20余年。
左起：谭抒真、周文中、贺绿汀、丁善德、陈钢在上海音乐学院留影（1979年）
贺绿汀的前半生，遵从恩师教诲，以音乐为武器，投身于救亡图存的革命实践；后半生背负起音乐教育，背负起几代音乐人的理想，躬身前行。或许可以说，他让渡了一部分宝贵的个人创作空间，献给了更广阔的中国音乐教育事业。而他对自己的评价始终是：“在伟大的社会主义音乐文化建设方面，我顶多不过是一块铺路的小石头。”
1999年4月27日，96岁的贺绿汀永别中国音乐艺术。临终前，他对女儿说了最后一句话：“我好像听见有人在唱《天涯歌女》。”
综合自文汇报、《中华英才》《百年巨匠——贺绿汀》相关报道
文编 | 忻颖
美编 | 音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