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友梅先生
北大管乐团
萧友梅先生是我国现代音乐教育的奠基人和先行者，堪称中国现代音乐教育之父。萧先生创造了中国音乐史上的许多第一:
他是音乐学研究领域获德国大学博士学位的中国第一人，创办了中国第一个音乐教育机构——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音乐体育科,组织了中国第一个管弦乐团——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管弦乐团,创办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所高等音乐学府——国立音乐院,也是我国现代第一首室内乐、第一首管弦乐、第一首铜管乐的作者。
北京是萧友梅考取文科举人的地方，也是他回国后最早开创事业的地方。西城博学胡同萧友梅故居尚存，而西山则保存有他的家族坟。半个多世纪后，他魂归故里。
萧友梅，字思鹤。祖籍江西吉安，1884年出生于广东中山县。1901年赴日留学，在东京萧友梅音乐学校学习钢琴、声乐。1909年大学毕业后国。1913年赴德国，在莱比锡音乐学院和莱比锡音乐学院学习音乐，获哲学博士学位。1920年归国，先后任教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音乐体育专科、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等处任领导。1927年，在蔡元培的支持下，在上海创办中国第一所音乐院——国立音乐院。并任教授及教务主任。1929年改为国立音专自任校长。1940年病逝。
“五四”运动前，中国传统的音乐教育只限于文人的自娱性音乐方面，比如弹弹古琴、拉拉二胡，但这只是修身养性的一种手段。而从事表演的活动，是由社会底层的“戏子”们担任的，至于京剧的“票友”是后来的事，这些活动与“国民音乐教育”不是一回事。 创办中国现代第一个音乐教育机构
1920年3月，萧友梅来到当时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北平，并受到了北京大学校长、提倡“以美育代宗教”的蔡元培的赏识，很快应聘为北大哲学系讲师。在北大，萧友梅教授的和声学深受广大师生的欢迎，每当他开讲，“听者几近千人，极北大校园一时之盛”。由于蔡元培的发起与倡导，北大率先成立了音乐研究会，萧友梅加入了蔡元培任会长的“北大音乐研究会”，并在该研究会编辑出版的刊物《音乐杂志》（共出刊15期）上发表多篇音乐启蒙性文章。
同年9月，萧友梅与杨仲子、赵元任等一道创办了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音乐体育科，这是中国现代第一个音乐教育机构。
他强调音乐课的内容要包括和声学初步、名曲解说、交响乐、歌剧及音乐史。他说“不认得五线谱犹如不认得字一样；唱不准一个音阶，犹如哑子一样。一个文盲兼哑子在世界上能够用文字或声音发表自己的思想和感情吗？能够和别人交换意见联络感情吗？”
在萧友梅等有识之士的奔走与推进下，北平的一些大专学校先后设立了音乐系（科），中国的音乐教育事业初具规模并引起世人注意。1922年国内实行新学制，以前可上可不上的“乐歌”课改名为学生必修的“音乐”课。
1922年8月，经萧友梅提议，北大音乐研究会改组为北京大学附设音乐传习所，“以养成乐学人材为宗旨，一面传习西洋音乐，一面保存中国古乐，发扬而光大之。”由校长蔡元培兼任所长，萧友梅作教务主任负责实际工作。
北大音乐传习所办学的近5年间，师范科四年制及两年制共毕业了两批学生，此外还有大量选科学生。培养了吴伯超、储师竹、戴世佺、谭抒真、罗炯之等音乐名家。 组织中国第一个管弦乐队
在中国乐队产生得比较早的城市有上海、哈尔滨等。那个时期哈尔滨人口中五分之二是俄国人，俄罗斯人有管弦乐队和交响乐的传统。俄罗斯人多了之后，就组织了一个哈尔滨交响乐团。后来日本人发动“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人占领了东北，这个乐团的俄罗斯人一部分跑到上海去参加工部局乐队，一部分人想到北京来。当时，萧友梅先生曾经想把东北这批人都弄到北京来，曾建议北京市政府组织一个交响乐团，但是由于经费的问题没有成功。
一般来讲，乐队、指挥、作曲、听众基本是在大城市开始的，像上海、北京、哈尔滨这样一些城市，而且是受到外国文化影响的大城市。
1922年，北京大学成立了由萧友梅和蔡元培共同负责的“音乐传习所”。同时成立了一个小型的、16（一说17）人的管弦乐队，指挥是萧友梅。萧友梅在发展中国的音乐教育上，功劳是很大的。中国早期的几个音乐教育机构，都是萧友梅办的。“音乐传习所”，是中国的第一个专业音乐教育机构。在这一点上，北大还是很光荣的。当时叫做音乐传习所，它还有一个英文名字，对外叫“Conservatory Music of Peking University”，北京大学音乐院。音乐院就是一个正式的音乐教育机构了。
他所办的乐队的成员，主要是从当时北京的赫德乐队的人中招来的。他只出车马费，每个礼拜到萧友梅家里来排练，由他指挥。
第一场演出是在北京大学。看了海报的人们互相传递着令人高兴的消息，成群结队的男女学生，拄着手杖的老教授，都往北大第三院的大礼堂走去。三三两两的人们边走边议论着：“听说今晚要演奏贝多芬的交响乐。”“是哪个国家来的乐队？”“是咱们北大音乐传习所的乐队。”“哦?指挥是谁?”“听说就是那位从德国留学回来的萧友梅博士。”“好啊，中国人指挥中国乐队演奏西洋交响乐，这可是件开天辟地的新鲜事儿。快走，听听去!”
音乐会还没有开始，大礼堂里早巳坐满了人，舞台上挂的是煤气灯。节目单上印着演出的顺序、全体乐队队员的名字和乐曲说明。上面说，音乐会的前半部是独唱和独奏，后半场演出贝多芬的《第五套大曲》。这个《第五套大曲》，就是现在我们称作《第五交响曲》的作品。
后半场音乐会开始时，乐队队员一上场，人们就交头接耳议论开了。因为他们手里拿的是提琴、洋号，身上穿的却是长袍马褂。整个管弦乐队只有16个人。有个听众对临座小声地说：“就凭这16个人的马褂乐队就想演奏贝多芬?！”说完摇了摇头，表示怀疑。
只见萧友梅博士手拿指挥棒稳步上扬。他是个大高个，身穿西装礼服，戴一副黑边眼镜，挺有派头。人们为他热烈鼓掌。萧博士把指挥棒一挥，音乐就象泉水般奔流不息。人们立刻静了下来。没想到这个马褂乐队的演奏水平还真不赖。指挥的动作优美、潇栖，乐队的演奏时强时弱，时快时慢，乐曲奏得引人入胜。乐曲刚刚奏完，人们连忙站起来为他们的演出成功鼓掌祝贺。萧博士和马褂乐队也向听众频频鞠躬，表示谢意。
音乐会散场后，有一位老教授感慨地对身边的几个学生说：“我活了70多岁，还是第一次听到中国乐队演奏贝多芬的交响乐。”
萧博士亲自组织、亲自训练、亲自指挥的这个16人的马褂乐队，就是中国的第一个西洋管弦乐队。
这个乐队虽小，但从1922年底到1927年将近5年时间，共开过40馀次音乐会，演奏了海顿、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等作曲家的作品，为北京群众介绍了西方音乐艺术。这也是第一个由中国乐师演奏，由中国人指挥的乐队，在当时很受欢迎。萧友梅指挥的乐队在中国的交响乐史上也应该写上一笔。 创作中国第一首管弦乐曲
1923年，萧友梅创作了第一首中国的管弦乐曲，还不能叫做交响乐。标题叫《新霓裳羽衣舞》，由17个人的乐队演奏。其中有一个吹小号的，是刘天华。刘天华被蔡元培招到北京来，他是拉二胡和弹琵琶的，也是非常优秀的作曲家，但他在这个乐队里头，在萧友梅的指挥之下吹小号，因为刘天华开始也学过铜管乐器。他在南方江阴老家的时候，就组织过老家母校的铜管乐队。所以他的小号吹得很不错，能够演奏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其中的小号还挺重的，应该说他吹的技术还是可以的。
这一时期，同样也是萧友梅的创作高峰。当时，国学大师章太炎提议由《尚书》所载的《卿云歌》作为中华民国国歌的歌词，借歌词头两句“卿云烂兮，糺缦缦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象征中国国运昌盛。萧友梅应邀为这首《卿云歌》谱曲，在1922年7月1日，这首歌曲正式被定为北洋政府时期的中国国歌。1923年12月17日，由萧友梅结合白居易的《新霓裳羽衣歌》所作的我国第一部交响音乐作品《新霓裳羽衣舞》也在北平首演。
1925年3月，孙中山先生病逝。为纪念这位伟人，北平社会各界在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举行了公祭，当时需要演奏哀乐，萧友梅便将自己1916年为悼念黄兴、蔡锷两位杰出革命者所作的旧作《哀悼引》改编为军乐演奏的《哀悼进行曲》，并在公祭上演奏。该曲不仅表达了中国大众对中山先生逝去的哀悼之情，更以雄壮之声奏出了中山先生“和平”、“奋斗”、“救中国”的夙愿。
经过萧友梅的多年努力，北京逐渐成为全国的音乐中心，但是他梦寐以求的是要建立一所符合国际标准的音乐学院，为此，他多年向教育部提出计划，但都毫无结果。到后来，奉系军阀张作霖接管北京政权后，其教育总长刘哲1927年6月以“有伤社会风化”、“浪费国家钱财”为由，下令停办北京国立院校的所有音乐系科。这样，萧友梅苦心经营了5年的北大音乐传习所也被迫解散。 主动南下寻求发展
当时北伐军已经攻占了长江流域，蔡元培就职于南京政府，萧友梅也南下去寻求发展。 1927年10月1日，蔡元培就任南京政府大学院（后改为教育部）院长，经他力争，政府终于通过了萧友梅创办国立音乐院的计划（即上海音乐学院的前身）。
这所中国第一所专业高等音乐学府———国立音乐院，由蔡元培任校长，萧友梅任教务主任，1929年改建为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由萧先生主持校政。他致力于音乐教育事业，是我国较早上掌握西洋近代作曲理论，进行专业音乐创作的作曲家。
萧友梅先生是艰苦创业、勤俭办学的典范。那时，政府拨的经费十分有限，学校就设在一个小弄堂内，萧先生同大家挤住在一起，每天穿着一套普通的旧西装上下班。他既没有专用汽车，也没有当时稍有地位的人都有的专用黄包车。学校初建，百事待举，萧校长外出办事，近处就靠两条腿，远处就乘电车。像国立上海音专这样一所高等学府，全校竟然只有一名校工——阿王，门房、打铃、传达、清洁……等等杂务都由他一人兼任。搞总务的职员也就寥寥二、三人。黄自先生任教务长，除了繁重的教务工作外，他还要教作曲系的主科和其它系的副科，真是一人多用，肩负重任。这些都是令今天的人们不可思议的。
萧友梅创办国立音乐学院（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后，为了向全国普及，他特意向各省教育厅发函，让各省选送一些学生来音专学习，毕业后再回到原地，实行定向培训。这样一来，来自边远省份的“土包子”也能受到正规的音乐教育了，他们学成回乡，等于在全国遍播了音乐的种子。 故居——西城饽饽房
饽饽房（北京人把用面粉做的饼类叫饽饽）在西城灵境胡同东头路北。京师坊巷志稿有内务府营造司所属饽饽房，故名。胡同北原有妞妞房、盔头作两胡同，现在三胡同统名博学胡同。据介绍，萧友梅的故居在饽饽房8号（今为博学胡同11号）。这座深藏于闹市之中的四合院，是萧先生早年买下的。他和父母、姐姐、弟弟等10余人都住在这里。
这座老宅院分内外两个四合院，有一道月亮门隔开南墙，大门开在外院的东南角。大门内侧是仆人住房、厨房和饭厅。为了冬季用热水方便，萧先生特地让人建起一间淋浴室。
推开那一扇不起眼的街门，绕过隔绝了外边喧哗吵闹的影壁，眼前豁然开朗的是一方方别有韵味的天地。院中的槐树、枣树枝叶繁茂，紫藤架下绿荫匝地，大缸中金鱼游动。地上的青砖、房上的灰瓦、垂花门、游廊，以及整个院子的巧妙结构，无不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宁静致远的意境。萧先生在此居住了8年之久。
在里院的西南角种植有紫藤。炎热的夏季，骄阳似火，萧先生下午时常在藤萝架下的浓荫下一边乘凉，一边思考问题。紫藤是我国最著名的棚荫植物，古代的文人爱藤，萧先生也是如此。当年北大管弦乐队每周都要在萧先生家练习，就常在藤萝架下休息。
萧友梅在北京寓所的琴室里，除了他崇敬的贝多芬、肖邦、巴赫、孙中山及父亲的相片外，还挂有一副对联：“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体现了他一生中为人处世的态度。萧先生每天都要练琴2个多小时，还授其妹妹、侄女等学习，并不时将新作的歌曲授她们试唱。
冬天，萧先生常穿件厚棉长袍，外罩布衣衫，戴顶毛线帽，围长毛围脖，端坐在大书桌前写讲义、编书、作曲。一般是晚上9点以后工作至深夜2点钟。
每到周末和假日，萧先生即邀请从各国留学回来的教授和同事们来家聚会，吟诗诵词，唱歌弹琴，赵元任、李四光、张奚若、黎锦熙、林风眠等都是常客。 英雄死后倍哀荣
早年就患有肺结核病的萧友梅，因长期积劳成疾，结核菌侵入肾脏，引起肾出血，医治无效，于1940年12月31日，逝世于上海体仁医院，享年56岁。
逝世后家里极为萧条，丧葬费用全为音专师生捐赠。转年1月2日在中国殡仪馆大殓，安葬在虹桥万国公墓。时遗有5岁的儿子萧勤与4岁的女儿雪真。夫人戚粹真1945年亦病逝于上海。
萧友梅被葬于虹桥万国公墓，音专师生对他们爱戴的校长进行了“校葬”，墓碑上书“国立音乐专科学校校长萧友梅博士之墓”，碑文是书画大师叶恭绰的手笔。
他的好友、画家司徒乔曾计划为萧友梅画像，无奈因病早逝。不过，他的夙愿47年后得到了补偿。1982年11月，上海音乐学院为其前身国立音乐专科学校成立60周年纪念日上，由雕刻大师刘开渠完成的萧友梅青铜塑像正式落成，这是中国为现代音乐家铸造的第一尊铜像。
萧友梅的铜像竖起来意义非同一般 建国后，受意识形态的影响，音乐界对萧友梅曾有过从否定到再肯定的过程。解放初，萧友梅已被斥为鼓吹“洋乐”的“洋博士”和“唯西洋是崇”的“学院派堡垒”。到了“四人帮”横行的年代，批判自然变本加厉。直到拔乱反正后，才又被重新肯定。当萧友梅的纪念铜像在上海音乐学院的草坪上竖立起来时，许多人不由得惊呼：这可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啊！因为这一竖，等于把萧友梅的理论体系重新竖立了起来。
2000年是萧友梅博士逝世60周年，12月29日，由中国音乐家协会、中央音乐学院、北京大学等十家单位主办的音乐会在北京举行。次年1月11日夜，在北京大学的百周年纪念讲堂里，又迎来了"萧友梅逝世六十周年纪念音乐会"的第二场演出。老中青三代两千多位观众走近萧友梅、聆听萧友梅、感受萧友梅。这让人不禁想起70年前的北大三院礼堂萧友梅指挥演奏的交响乐……。
抗日战争前期，曾与萧友梅一起坚守着风雨飘摇的国立音乐专科学校这块专业音乐教育阵地的陈洪先生，早在1945年12月22日定稿的《萧友梅先生五年祭》一文结尾处，十分深情诚挚、恳切而又期待地说，他的这篇文章“聊表纪念的心情吧，同时也希望‘抛砖引玉’，有人来给他写一本详细的传记，因为萧友梅先生的事业和为人，是值得后学者和同路人多多取法的”。半个世纪后,出版。
中央音乐学院是全国音乐类图书收藏最多的地方。学院曾收购过一个资本家收藏的原上海音专用过的音乐书刊和唱片资料（同时还在上海收购了一批旧钢琴）；还在北京接收了萧友梅先生的全部藏书，使这位民族音乐教育的先行者的毕生收藏，得以作为国家、民族的财富，继续为音乐教育服务。
上世纪50年代，上海市区扩建计划实施时。由于家属没有看到报上的有关迁坟通知，未能及时办理迁坟手续，以致萧先生墓竟被填埋，下落不明，实在遗憾。如今墓地不存，人们也无缘凭吊了。 香山脚下萧家坟
萧家坟位于碧云寺东侧的公主坟村，占地4亩。葬有萧家许多前辈和亲人，其中有萧先生的父亲、哥嫂、弟弟、侄女等人。据记载，萧友梅曾多次与兄弟侄辈来此祭扫父亲。
萧家坟自建成后，专门安排了当地村民刘玉山常年守护，给他钱粮并盖了房，此房至今犹存，即在园内靠西面的几间坐北朝南的小平房。据了解，其后代如今仍在该院居住并协助照看墓地。
随着世事的变迁，萧家坟渐渐被农居湮没在断垣残壁之中。
十几年前,笔者好不容易在一家农户院中找到了萧家坟,却不知主人是谁?询问当地父老，仅知是个大户望族,曾在清代作过官，家族出了一位音乐家。农户的主人看见有人来，很是热情，说很少有人来此参观凭吊。
去年再访此户农家小院，绕过主人的露天餐桌，迎面便是一垛矮墙，矮墙上镶嵌着一块黑色大理石，上面嵌有萧友梅的遗像，刻有《萧友梅纪念碑建立记》，文中介绍了萧友梅的平生及生卒，他的著作和贡献，以及此碑建立之事宜。此碑立于2007年10月24日，因此看上去很新。
据介绍：纪念碑于2007年7月动工兴建，10月落成。纪念碑碑体是一块重6吨、高3米的广东英德黑石，正面右边镌刻着“纪念中国专业音乐教育的开拓者奠基者萧友梅博士（1884—1940）”，居中刻的是“跟随中华民族的解放而获得中国音乐的出路——萧友梅 一九三七”。纪念碑的背面刻有萧友梅的座右铭“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
据了解，中央音乐学院和上海音乐学院等单位于2006年向中央统战部呈送了为萧友梅在北京西山祖墓建衣冠冢的请示，获得批准。后来经过慎重考虑，决定以萧家祖坟为依托，建立萧友梅纪念碑。这样，既弥补了原墓已无的缺憾，又有了一个不同于塑像与墓碑的永久性纪念物，以供后人瞻仰与缅怀。
说起这处墓地的使用权，据著名画家、吴作人夫人萧淑芳（萧友梅的侄女）介绍，她曾于1994年8月致信中央领导反映此事，同年中央有关部门认真调研并确认了墓地现状后，答复：如萧家欲使用地墓地，可向政府部门协商解决。这次建碑正是按此精神办理的。
在萧友梅纪念碑揭幕式上，有关领导和萧勤先生（萧友梅之子）共同为纪念碑揭幕。与会者纷纷为纪念碑献上鲜花，并在纪念碑前摄影留念。
纪念，既是为了缅怀逝者，也是为了留住对历史的记忆，更是为了继承和弘扬先辈的精神品德，开创美好的未来。立在香山脚下的是块不朽的石质纪念碑，萧友梅的业绩与贡献后人永远不会忘记，这是最可宝贵、代代相传的心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