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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明、清时期的音乐

一、民间歌曲

(-)小曲

明清时期,各种类型的小曲广泛流行于南北各地,其品种繁多,流行于各种社会音乐活动中。小曲(又称“小调”)作为时调小曲,时尚与流行是其主要的社会文化特征,其文化行为方式及其文化功能,与传统民歌有所不同。明清时期的小曲如《寄生草》、《银钮丝》、《山坡羊》等,直到20世纪中叶, 仍是冀、鲁和东北地区民歌中常用的曲调。

小曲演唱据其不同的文化功能和表演特征,形成其曲调风格的多样性。例如,长于抒情的小曲旋律流畅,节奏平稳,委婉细腻,乐音形态上是装饰音、拖腔、衬腔较多;而叙事性的小曲,风格上则较为质朴、简练,乐音形态上句读清晰,不追求装饰性效果;表现节日喜庆的小曲,则多为明快活泼,多用对句,造成上下呼应,歌曲的节奏也常模仿民间锣鼓点,富于动感,加上衬字、衬句的大量使用,方言的情调特征明显,更增加炽烈的气氛。一些小曲的演唱和伴奏,在风格上,也受到地方戏曲、说唱音乐的影响。

一般而言,小曲作为城镇娱乐歌曲,演唱者为职业、半职业的民间艺人,多于室内演唱,这类小曲自然形成比较委婉、词意含蓄的风格特点。

(二)牧歌

以游牧为生的草原游牧民族,于蓝天白云下,在马背上放牧奔走,用吟唱来抒发自己的感情,所以产生了节奏自由的牧歌、高亢辽阔的“长调”以及赞歌、思乡歌等歌曲。歌唱草原和赞美骏马是牧歌中最常见的歌唱内容。

蒙古族的牧歌具有蒙古族音乐最为典型的音乐风格。一般呈现为高亢的音调、自由的节奏、大起大落的起伏旋律以及宽阔、悠长的气势,并且在吟唱中经常表现出畅达的抒情性,以及由特殊的装饰音唱法(蒙语称“诺格拉”)所展示的鲜明的华彩性。

(三)山歌

黄土高原的山歌,以陕北高原和陕南秦巴山区的山歌为代表。在这一地区,山歌又有“信天游”、“山曲”、“顺天游”、“爬山调”等称呼。陕北信天游语言质朴,比喻巧妙,节奏鲜明,朗朗上口。其音域宽广,旋律起伏大,气质高亢,感情奔放,演唱多用高腔。

云贵高原的山歌多在山野、田间以及农作时演唱,唱山歌成为男女青年表达爱情的主要方式,歌 唱的曲调大都比较舒展、奔放。这类山歌大都采用对唱的方式。这类民歌一般音域较宽,起伏较大, 所以,许多少数民族都有用大小嗓结合的方法来歌唱,这也增加了歌唱中音色的变化。

在青藏高原地区,藏族民歌中有放牧时唱的歌曲“卓鲁”。卓鲁是一种具有上下句结构的民歌, 具有辽阔舒展的草原民歌风格。藏族的山歌,藏语称为“哩鲁”,它的结构虽然与“卓鲁”相似,但旋律的展开一般是两起两伏,跌宕起落。

青海地区的“花儿”,是该地区各族人民都很喜爱的一种山歌,其曲调非常丰富,也是青海民歌文 化资源中最为丰富的一种民歌。一般而言,“花儿”的曲调辽阔奔放、舒展而富于变化,但是由于流传的地区和演唱的民族不同,各地的“花儿”也形成有不同的音乐风格。

(四)田歌

田歌可以称得上是长江流域稻作区农耕文化的产物,其演唱方式源于水田耕种的劳作方式。唱田歌,通常是由唱歌师傅(亦称“歌师。站在田头,边敲锣鼓边唱歌,歌师领,众人相和,或者采取歌师互对的形式来演唱。

处于长江中游江汉地区的田歌,自古盛行打锣鼓唱田歌的音乐活动方式,它可以起到鼓舞劳动 热情,“一鼓催三工”的作用。

江浙地区的秧田歌,曲调通常比较优美婉转,演唱形式大多是一领众和,也有对唱、领唱、齐唱的形式。一些田歌的内容带有故事情节,多为民间传说故事,唱时由数人轮流领、合,此起彼伏,连绵不绝,很有生活情趣。

(五)渔歌

渔歌是沿海地区渔业劳动中产生的民歌体裁。

在广东沿海地区,海丰、陆丰渔歌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歌种。珠江三角洲的咸水歌有多种腔调,一般具有男女对唱的形式,歌词两句一节,每节同韵,各节可转韵。其曲调悠扬抒情,节奏平稳,曲调通常是随字定腔,但句首、句末有固定的衬腔、衬词。广西的渔歌泛指一切水上劳作歌曲,演唱时富有劳作时的节奏感,曲调优美,并富于情趣。江浙一带的渔歌,以“舟山渔歌”最负盛名。这一地区沿海渔民出海捕鱼以及在岸上织网,都有渔民号子及渔歌相伴。

二、歌舞音乐

(一)花鼓

常见的形式是男女两人对舞,一人打小锣,一人敲小鼓,边歌边舞。在各类花鼓中,最为人熟悉、也是传播最为广泛的是安徽的凤阳花鼓。 大约在清朝雍正、乾隆年间,花鼓在南方的江浙等地农村已有范围较广的传播,并形成花鼓戏,由农村传入城镇,其表演形式也渐趋丰富。其曲调常由《凤阳歌》、《鲜花调》、《银纽丝》等组成,这些曲调家喻户晓,为人们熟悉喜爱。花鼓戏进人城镇后,逐步成为城镇娱乐圈里表演的一种艺术体裁。

(二)釆茶

采茶是一种流行于南方及西南地区的民间歌舞。最初是从采茶所唱的歌调中产生,加上舞蹈表 演而成为歌舞。

(三)木卡姆

木卡姆是新疆维吾尔族传统的由器乐、歌舞、说唱综合一体的歌舞音乐。

中国新疆维吾尔族地区的木卡姆,并非是从阿拉伯东传而来的歌舞音乐,它不仅带有唐代大曲的传统余韵,而且吸收了许多当地民间歌舞音乐和民歌谣曲。所以,木卡姆歌舞音乐,是一种于多元文化构成中形成、同时具有本民族特点的音乐文化现象。

维吾尔族的《十二木卡姆》是在原有民间木卡姆歌舞音乐的基础上,经宫廷乐师加工、整理,成为 宫廷音乐的一部分,以后又重返民间的维吾尔族古典歌舞音乐。

(四)囊玛

“囊玛”的藏文意思是“室内”的意思,因曾在布达拉宫的内室“囊玛康”中演出而得名。但是囊玛并不是宫廷的祭典音乐,而是宫廷中的娱乐性音乐。最初,藏族统治者将囊玛视为“淫俗之乐”。后来,西藏上层按清制建立的歌舞队,也吸收有一些囊玛的曲子。囊玛曾流行于拉萨、日喀则、江孜等地。

囊玛的演出,人数不限,以歌为主,以舞为辅,没有大幅度的舞蹈队形变化。音乐由引子、歌曲和舞曲三部分组成,典雅、舒展的歌曲旋律与急速的舞曲形成鲜明的对比。歌唱部分的音乐相当抒情, 偶尔伴有少量的舞蹈。舞曲紧接在歌曲之后。当歌声停止,舞曲节奏加快,转向热烈的气氛,急速达到高潮并结束。一般囊玛的伴奏乐器有竹笛、扬琴、扎木聂琴、根卡、胡琴、特琴(类似二胡K呃嘎(串铃)等。

历史上,八世达赖喇嘛时期,贵族登者班爵从内地学到了不少汉族的音乐,并将一些汉族乐器带 到了西藏,丰富了囊玛的音乐表演形式。

(五)跳月与芦笙舞

我国西南地区许多少数民族的生活习俗中,歌舞占有重要地位,它往往同各种节庆、集会以及择偶的活动有密切关系。在一些彝族地区,流行有“跳月”的歌舞活动(也叫“阿细跳月”)。这是青年男女在节庆中举行的歌舞形式,同社交择偶的风俗有关。每逢节日夜晚,男女盛装聚集在野外、草坪,各为一列,相对而舞。男子弹大小不同的三弦或吹奏笛子,女子拍手相和。舞蹈节奏鲜明,情绪欢快。

在西南的苗族地区,芦笙舞很流行。各种芦笙舞都有许多种不同的芦笙舞曲。在一些少数民族 的歌舞音乐中,芦笙占有重要的地位。所谓“芦笙宛转作情语,儿女心事最玲珑”,说明其具有细腻的音乐表现力。

三、说唱音乐

(一)弹词

明清时期的说唱音乐,以弹词、鼓词为主要代表。南有弹词,北有鼓词,都是流行南北方的说唱 艺术。后世的说唱音乐有很大一部分是在明清两代中发展起来的。

其种类较多,如苏州弹词、扬州弹词、绍兴“平湖调”、 长沙弹词等不同唱调的曲种。其中以苏州弹词影响最大。

明代的弹词,基本用琵琶伴奏,也有用小鼓、拍板的。演唱的内容,多为人物故事、历代演义。

清朝康熙、乾隆年间,弹词在南方发展迅速。涌现出一批出色的弹词家,并随着这门艺术的繁荣 而形成各种流派。清朝中叶嘉靖、道光以后,陈遇乾、俞秀山、毛昌佩、陆瑞廷被誉为“弹词四大家”。

(二)鼓词

清鼓词一般称“大鼓”。大鼓有“大书”、“小段”之分。成本长套的长篇大鼓叫“大书”;摘取精彩唱段的叫“小段”。以下是几种比较重要的大鼓。

1. 西河大鼓

西河大鼓前身为木板大鼓及某些说唱形式,在发展中,也从戏曲、民歌中汲取新的音调,包括加 进了新的板式、声腔。这方面有突出贡献的艺人是清末的马三峰。西河大鼓的演唱活泼流畅,似说似唱,易唱易懂,对各地鼓词影响较大。

2.山东大鼓

山东大鼓发源于山东西北农村。早期演唱仅以敲犁铧碎片来伴奏,所唱曲调是当地民歌,以后 逐渐发展为有板式变化结构的成套唱腔。著名的演唱艺人有何老凤、王小玉等。

3.京韵大鼓

京韵大鼓形成于京津两地,是怯大鼓与子弟书的融合。在京韵大鼓的发展中,作出重要贡献的艺人有清末民初人刘宝全,他创造新腔,在怯大鼓基础上,脱胎出京韵大鼓。在实践中形成“说中有唱、唱中有说”“说即是唱、唱即是说”的说唱风格,形成京韵大鼓的主要流派“刘派”,享有“鼓界大王” 的称号。同刘宝全并起的白云鹏、张小轩也都各有成就,形成各自独特的风格,与刘宝全同为京韵大 鼓早期的三个重要流派。

(三)道情

道情作为鼓词,最初因其内容与道家故事有关,故有“道情”之称,明代杜蕙的《庄子叹骷髅南北词曲》是早期的道情刊本,清代,文人为遣怀抒意,也参与道情唱词的编写。如戏曲家徐大椿编写 《洄溪道情》,清代才子郑燮也写过《板桥道情》。

四、戏曲音乐

(一)四大声腔

1.海盐腔

海盐腔是南戏较早形成的声腔,因形成于浙江海盐而得名。在昆山腔兴起之前,海盐腔一度曾是南曲的主要声腔。明代魏良辅改革昆腔,也吸收了海盐腔、弋阳腔的成果,故旧有变海盐、弋阳故调为昆山腔的说法。这些都表明海盐腔在南曲声腔发展过程中曾起过重要的作用,自有其历史地位。

2.余姚腔

余姚腔形成于浙江会稽绍兴府余姚一带。余姚腔有较为广泛的影响,其形式亦为曲牌联套体结 构,其演唱最初不用管弦,只用鼓板。具有通俗性与生动活泼的表演特点。

3.弋阳腔

弋阳腔起于江西弋阳,它是高腔类戏曲声腔中最早出现的一种,唱腔粗旷激越。唱腔中运用帮 腔与滚调是其特色。弋阳腔中的帮腔是一种依据戏剧演出的需要,结合烘托气氛,渲染情境,以及刻 画人物心理活动等戏剧表演的重要手段。滚调的运用,是为了使戏剧性情节更为生动,适于表现激 动的感情与推动戏剧性冲突。

4. 昆山腔

昆山腔,又称昆腔、昆曲,是明代戏曲声腔中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南曲声腔。昆山腔讲究行腔细致,曲折抑扬适度;语言上强调声韵平仄,吐字清晰;伴奏上突破南曲传统,吸收北曲的弦乐器,组成管弦加鼓板的新型乐队,大大丰富了音乐的表现力。

(二 )“乱弹”声腔

1.高腔腔系

由明代弋阳腔演变派生的诸地方声腔都属高腔腔系。在语言上,各高腔均采用当地方言,有“错用乡语”的特征。演唱上,高腔诸剧种的“帮腔”“滚调”是其特点,尤其是“帮腔”为其他腔系所没有。

2.梆子腔系

梆子腔源于明代的“西秦腔”,是戏曲最早创用板式变化结构的声腔。梆子腔以硬木梆子击节为特色而得名,伴奏均以不同形制的板胡为主奏乐器。唱词主要为七字句或十字句的上下句对称体式。音乐上采用板式变化结构,音乐风格高亢激越、悲壮粗犷。

3.皮黄腔系

以二黄腔及西皮腔(又称西皮调)作为主要腔调的剧种,均属皮黄腔系。皮黄腔的合流使京师梨 园出现一番新气象,皮黄戏也出现了名重一时的程长庚、张二奎、余三胜这些杰出的戏曲演员。同治、光绪年间,皮黄戏盛极一时,这时期,涌现出大批优秀演员,特别是谭鑫培、王瑶卿,对京剧的形成、成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历史上,在北方各地的梆子腔流行之后,便是京剧的兴起。京剧唱腔属板式变化体,以二黄、西皮为主要声腔。京剧的伴奏乐器,按其性能分为文场与武场。文场以京胡、京二胡为主。武场以鼓板为主。京剧舞台艺术在文学、表演、音乐、唱腔、锣鼓、化妆、脸谱等各方面,形成一套相得益彰的格 律化和规范化的程式,并形成中国民族戏曲“唱、念、做、打”有机结合的表演艺术体系。

在这些主要腔系之外,明清时期,大量民间小戏的兴起也是一个重要特色。民间小戏所演多为日常生活情节或民间故事,有浓厚的生活气息,演出形式载歌载舞,生动活泼。有的地方的小戏后来也发展为大戏。

(三)“花”“雅”之争

乾隆年间,戏坛上出现“雅部”(昆曲)与“花部”(昆曲之外戏曲剧种)的对峙局面,这反映了戏曲音乐发展中社会审美趣味的改变。“花”“雅”之争持续有半个多世纪,大致有三次重要的交锋:

第一次是乾隆初年,京腔与昆曲的抗衡,但京腔后来成为与昆曲一样的御用声腔,此对抗也自然消失。第二次是乾隆四十四年,四川籍秦腔演员魏长生进京,使昆曲、京腔相形见绌,但由于清政府强行禁演,魏长生被迫南下,在扬州、苏州扩大了秦腔的影响。第三次是乾隆五十五年,三庆徽班进京。打开了徽班进京的门路。其后四大徽班进京,与雅部争胜。徽班入京后,又汇合京、秦腔、二黄、 西皮等唱腔,向京剧演变,并为最后取代昆曲的独尊地位奠定了基础。

五、民族器乐

(一)古琴艺术

明清时期的器乐艺术中,琴乐仍然是文人音乐的重要乐种。私人集资刊印琴谱风气盛行,使许多古曲得以保存,并且也促进了古琴流派之间的艺术交流。

1.艺术流派

明清时期的古琴艺术领域形成有多种的流派及不同的音乐风格。在明代各派琴家中,出现了有关体裁的选择与爱好的声乐、器乐两大琴派。

声乐派的琴家,明代有谢琳、黄士达、杨表正、杨抡等,清代有王善等。这派琴人认为古代歌曲都是可以唱的,因而主张选用古诗词赋来谱曲,提倡琴歌的创作。在当时,这类创作也产生了一些有特色的琴歌。如王善的《精忠词》(又名《满江红》)等。

器乐派的琴家,明代有以严澂为代表的虞山派琴家。严澂曾主持编选刊印了《松弦馆琴谱》,这 是虞山派最有代表性的琴曲谱集。器乐派琴家主张古琴音乐的纯器乐化,在演奏风格上主张“轻、 微、淡、远”,在审美上追求表现内心的平和、虚淡意境。

2.琴曲《平沙落雁》《渔樵问答》

琴曲《平沙落雁》是近三百年来流传最广的一首琴曲。此曲意境高远,虽取“静”境,但于“静”中所蕴涵的,却是处于逆境中隐逸之士的“鸿鹄之远志”,这首琴曲,犹如一幅意境悠远的水墨画,无论是此曲的音乐表现,还是对此曲的鉴赏,古代的琴家借助与其标题、意境内容相关的想象、联想,以求达到更富有意蕴的情感体验。

《渔樵问答》表现的是看透了世事变迁、祸福无常之后,选择归隐生活方式的逸士的意趣和态度。 乐曲的表现是从“渔樵一话”切入。为了从音乐上表现渔樵之间一场论古道今的问答,曲中是以上升曲调表示问句,以下降曲调表示答句,以琴声表现渔樵在自然山水中飘逸自得的情态。

3.琴歌《凤凰台上忆吹箫》《精忠词》

琴歌《凤凰台上忆吹箫》是据宋代女词人李清照的词作而谱曲,其曲调情绪适于原词的情感意绪,细致婉转,低沉凄苦。

《精忠词》是清代琴家王善所作,以岳飞的《满江红》为歌词,配以乐曲。这首琴歌音乐情感深沉雄浑,气势激昂,有一定的时代特色,流传至今,是古代琴歌中难得的佳作。

(二)琵琶艺术

明清时期,琵琶艺术获得了很大的发展,涌现了许多琵琶演奏名家,也产生了具相当规模和数量的琵琶谱集与琵琶曲目。刊于清嘉庆二十三年的《华秋苹琵琶谱》(简称“华氏谱”)是我国第一部正式出版的琵琶谱集。华秋苹以工尺谱记写乐谱,并参照七弦琴减字指法符号,为琵琶创订了较完整 的指法符号。另外李芳园的《南北派十三套大曲琵琶新谱》是明清有代表性的琵琶谱集。

1.琵芭曲《十面埋伏》《霸王卸甲》

《十面埋伏》是我国最早的琵琶武曲之一,属多段式单一内容的大曲。在《十面埋伏》中,琵琶演奏技巧得到较为充分的展示。其旋律跌宕起伏,节奏急促推进,弹奏中“煞”“推”“拉”种种手法的运用,都以音乐的方式,逼真地再现了战场上铁骑纵横、戈矛相击的场面。

《十面埋伏》以汉军为得胜之师,侧重于激烈战斗场面的表现,音调振奋昂扬,为北派传曲;《霸王卸甲》以楚军为败军之众,侧重于楚霸王项羽悲歌壮别的场面,其中突出表现“楚歌”“别姬”凄凉悲切、愁肠万千的情感,属南派传曲。

2.琵芭曲《月儿高

琵琶套曲《月儿高》是由小曲联套构成的琵琶大曲。从音乐上,全曲大致可以分为四个层次:第 一部分在散板引序后,以抒情慢板表现静谧的意境,以及徐缓的舞姿形象;第二部分以速度的加快、自由的变奏表现歌舞的展开;第三部分旋律具有传统歌舞音乐的特点,有富于歌唱性的插段;第四部分出现快速舒展的新颖歌舞曲调,旋律轻快急促,逐步形成高潮。乐曲最后又返回到安谧宁静的意境中去。

(三)器乐合奏

明清器乐中,鼓吹乐、丝竹乐、锣鼓乐等均在民间普遍流行。现存的北京管乐、西安鼓乐、江南丝 竹乐、辽宁鼓吹等乐种,都在不同程度上还保存有明清以来的遗制。

1.西安鼓乐

鼓吹乐是明清时期最为流行的民间器乐合奏形式。西安鼓乐是流行在西安及所属长安、周至、 蓝田等几县农村的一种以鼓为主奏乐器的吹打乐。西安鼓乐有“坐乐”和“行乐”两种演奏形式。西安鼓乐的乐谱,已经发掘整理的就有上百册。乐谱属唐宋俗乐半字谱体系。西安鼓乐是一种有悠久历史渊源的古老乐种,其中带有唐代燕乐的“遗传基因”。

2.锣鼓乐

明清时期,南方沿海流行有多种锣鼓乐,其中有广泛影响的是流传于江苏南部地区的吹打合奏 乐形式十番鼓与十番锻鼓。

十番鼓,民间称为“吹打”或“苏南吹打”。十番鼓一般由十人演奏,以鼓和笛为主奏乐器。十番鼓套曲所用曲牌,多有出自戏曲曲牌音乐的,这同明清时期的器乐曲音乐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戏曲、说唱音乐影响的现象是一致的。十番锣鼓,历史上又有“十样锦”“鼓吹”等称谓。十番锣鼓的演奏,以 锣鼓段落与旋律段落的交替、重叠进行为特点。其曲牌多为元、明南北曲曲牌和民间小曲,其中多来自昆曲曲牌。

3.江南丝竹乐《行街四合》

从整体音乐情绪的发展来看,《行街四合》的中板段落曲调悠扬、细腻,变化反复,自然流畅,缠绵不绝;其快板段落则快而不躁,欢快热烈,随着曲速的趋快, 将音乐推向高潮。

4.弦索十三套

弦索十三套指的是清代蒙古族文人荣斋收于器乐曲集《弦索备考》中的十三部以弦乐器为主的合奏曲。这十三部合奏曲的名称是:《合欢令》、《将军令》、《十六板》、《琴音板》、《清音串》、《平韵串》、 《月儿高》、《琴音月儿高》、《普庵咒》、《海青》、《阳关三叠》、《松青夜游》、《舞名马》。

此文章由师出教育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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