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将过去的2016年，谁是中国最火的音乐人?在国内外演出了数百场，还玩起了跨界的钢琴家郎朗无疑是其中一。
虽然34岁就成为国际钢琴大师，但郎朗并不认为自己站在了人生峰顶，甚至还有很强的危机感。“你一年弹不好，第二年什么也没了。”
在接受广州日报专访时，郎朗说，“一天不练琴就手痒，感觉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没做，比没吃饭还难受。”
郎朗今年在古典音乐方面的成就又填上好几笔：卡内基音乐厅125周年庆典音乐会与马友友首次合作；第21次登上英国伦敦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的舞台；完成与所有世界级交响乐团合作的开季音乐会；一年横跨五大洲的120多场音乐会，每一场都是售罄的状态。除了这些，文化交流方面也不少：中埃文化交流年开幕式演出受习主席接见；出任中拉文化交流年形象大使；被纽约市政府授予“郎朗日”。
34岁就已经成为国际钢琴大师，郎朗并不认为自己已经站在了珠峰峰顶。“我连半山腰都还没到呢。”在2016年年末之际，本报记者专访了国际钢琴巨星、联合国和平大使郎朗。
12月27日，距离2016年结束还有4天，晚上10点多才赶到酒店的郎朗一到车就开始练琴，一直练习到第二天凌晨3点。
郎朗的一天
“飞的”上班如挤地铁
11个小时后，郎朗出现在广东肇庆一家眼科医院，为4名刚刚做完白内障手术的老人揭开眼上的纱布。
一位满头皱纹的老奶奶睁开眼睛一看，眼前一个帅小伙，忍不住笑了，高呼“靓仔”。
一小时以后，“靓仔”郎朗又来到另一场公益活动，指导60位小学生演奏《军队进行曲》。听到学生们弹奏的节奏太快，郎朗皱眉说，“这么快就不是军队进行曲了，是跑步曲了。”他边说边做跑步的动作，现场的学生们哈哈大笑。
在接受完本报1个多小时的专访后，已是下午6时。郎朗开始为晚上的音乐会练琴。坐在钢琴前，郎朗就好像完全变了一个人，完全进入了自己的世界。他闭着眼，手指在琴键上跳动，身体随着音乐的节奏轻轻晃动。
晚上8时，2017年郎朗新年音乐会正式开锣，门票拍卖善款将用于肇庆白内障光明工程，帮助白内障老人重见光明。
晚上11时，音乐会结束，郎朗终于可以吃点东西了。这是他多年来养成的习惯，只有在庆功宴上才能吃东西。
“我每天都会飞到另外一个城市。2月份，一天洛杉矶，一天旧金山，一天圣地亚哥，没有两天在同一个地方待着。我每天都得住不同的宾馆不同的屋，经常拿着宾馆的房卡忘了自己住哪个屋，试了一个房间，才发现不对。”
“空中飞人”郎朗说，这种生活在外人看来实在太奇怪了。“我常说我每天坐飞机上班，跟大家挤地铁差不多。”
12月28日下午，郎朗到肇庆一家医院看望白内障手术老人。
清醒的郎朗
“就算你是神不练也不行”
今年3月，英国一家权威电台评选出史上最伟大的25位钢琴家，郎朗是其中最年轻的一位，也是唯一的一位中国音乐家，一同入选的还有贝多芬、莫扎特、肖邦。
在当今中国，还没有哪个音乐家能将古典音乐与商业运作结合得如此成功。但郎朗却很清醒。“我很清楚自己的位置。我自己几斤几两我还是知道的。”
在得知自己和莫扎特、肖邦齐名后，郎朗反而有一种危机感：因为很多音乐家在进入30岁时就突然‘消失’。郎朗将这种“消失”的原因归结为“心态变了”和“不务正业”，最大的表现是不再练琴。
“水平越高，必须越努力。你这次弹得好，下次大家对你期待值更高，你明年要是弹不过今年，那就是退步，这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观众的热情也逼着你必须越来越努力。”郎朗坦言，每天坚持练琴“很累，但有安全感。“练习多了，心里就有底了，就算你是神，不练也不行，如果手和心不能连在一起的时候,就不可能弹出好的音乐。”
在郎朗看来，更深层次的动力在于钢琴家对自身技艺日臻化境的追求。“练琴是我们的梦想，不是别人的梦想。既然成为了钢琴家，那就要珍惜这一切。这种自律应该是深入骨髓，从练琴的第一天起就要做到的。”
12月28日下午，郎朗在新年音乐会前练琴。
“接地气”的偶像
“谁说钢琴家就一副琴痴样”
郎朗在名人中算是最没有架子的一个，很多人评价郎朗“不端着”、“接地气”。和流行偶像一样，他表演时总穿闪亮的西装、锃亮的皮鞋，会和摄影师谈论哪个角度能拍出自己更完美的脸。本报摄影师为他拍完照后，他走上前看看相机，“我看看把我拍得怎么样。”他一年有百余场国外演出，穿梭在殿堂级的音乐厅和音乐家之中，但和记者聊天时却带着欢乐的东北口音。
“谁说钢琴家就一定要是坐在家里，很清高的不食人间烟火的样子，一个人像琴痴一样摇头晃脑。那样太不真实。”郎朗说，他就是要摆脱人们对钢琴家的刻板印象。长期以来，人们给郎朗贴上了“古典主义”钢琴家的标签。“好像我不弹《柴可夫斯基第一钢琴协奏曲》大家都不习惯似的，其实我会的可不止这些。”
这些年，郎朗一直在撕掉贴在自己身上的这些标签。2016年3月，郎朗和韩国偶像团体BIGBANG在国内一场音乐盛典上合作，同一个月，还在《我是歌手》跟李克勤跨界；6月14日，他34岁生日那天，在上海迪士尼乐园的酒店直播弹钢琴，30分钟时间里吸引了50多万人观看。后来他还参加《中国新歌声》当起了导师。2016年9月，郎朗推出跨界专辑《纽约狂想曲》，涵盖了古典、流行和爵士曲目。
2005年至今，郎朗还出了4张个人专辑、5张合辑唱片、两本自传，还代言了多个广告。但郎朗并不认为自己是商业潮流下的“赚钱机器”，他会拒绝掉方便面的代言，因为“方便面和钢琴没法融合”。
郎朗的跨界也给他带来了一些争议。但在郎朗看来，跨界就是想换换感觉，这些尝试并没有影响到弹琴。“钢琴是我的底线，生命，我永远把这个放在第一位。”
郎朗。
对话郎朗：和莫扎特起名？等我80岁时再说吧！
谈个人
未到跟莫扎特并列时
广州日报：你对钢琴的理解跟十年前有何不同？
郎朗：钢琴是我最重要的事业。一天不练琴，我就手痒，感觉生活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没了。如今，我对钢琴的理解越来越深刻，钢琴不是死的，知识是无垠的，你只能永远学习。我永远不敢说，我什么都明白。
广州日报：英国权威的音乐电台把你评为史上最伟大的25位钢琴家之一，和莫扎特相提并论，是不是很自豪？
郎朗：我肯定没到那个位置。我当然希望能有一天达到那个位置。我的路还很长，一个钢琴家，30多岁还是很年轻的。在2016年，我把该做的都做了，但未来还是未知数。你一年弹不好，第二年什么也没了。世界就是这样，我每天都有这样的紧迫感。我的经历也是这样，因为一场演出，一个乐团喜欢你，真的是一点一点从最基层爬起来的。如果将来我80多岁时，或者我退休时，大家说，这是和莫扎特、肖邦平级的人，那我会非常骄傲和自豪。但现在说这话还太早。
广州日报：你现在才30多岁，已成为享誉国际的钢琴大师，打个比方，站在珠峰峰顶了。接下来的人生有何规划？
郎朗：我连（珠峰）半山腰都没达到呢。可能在外人看来你登了一次珠峰，但你自己心里清楚，只是登了一座小山。我是很幸运的，跟柏林爱乐乐团这样的世界顶级乐团都合作了30多次，跟美国五大交响乐团合作都超过100多次了。这些数字不能代表一切，但能代表一定的水准。随着水平提高，可能到了80多岁时，我接近某个山峰的顶峰了。当你看到一些钢琴大师，他们在八九十岁时，一晚上还能弹好几个协奏曲，几个小时，你会慨叹，这真是成仙了，神了。这才是顶峰。我希望有一天我也能达到这个水平。
广州日报：你会弹到80岁吗？
郎朗：身体吃得消肯定会，至少要弹到70岁。
广州日报：除了钢琴，你还有何兴趣爱好？
郎朗：我是体育迷，足球，篮球我都看。我还喜欢艺术品。去博物馆溜达。
郎朗为医院的老人们解开纱布。
谈个人
考级不是衡量学生唯一标准
广州日报：你对钢琴考级是什么看法？
郎朗：我参加过很多钢琴比赛，但没考过级。如果考级是为了把曲子弹出来，这也没什么不好。 但另一个角度，你考过这个级了，不代表这个级别的曲子你都懂了，这个级别的曲子有很多。你专攻那几首曲子，不能证明你水平的高低。当然，你有目标总比 不练琴好吧，就像考试一样，不能说考试一点用没有。但不能把它当成完全的标准。艺术的东西，很难拿一个标准衡量。
广州日报：有没有一个标准来判定一个孩子是不是弹钢琴的料？
郎朗：直到我19岁时我还不知道我能不能弹钢琴。如果有这样的标准，我可能早就没弹钢琴了。因为在我9岁时，一个老师说我不是弹钢琴的料。谁也不能主观的说，你是钢琴这块料，他不是这块料。有些人才能多一些，但才能多一些的人不代表他一定能成功。就像体育中得金牌的人不一定是最有才能的人。小聪明的人最后不一定能成大事。
通常我们说手大的人适合弹钢琴，但手大的人不一定最后都能成钢琴家啊。手小的人成为钢琴家的大有人在。艺术就不是标准化的东西。
广州日报：现在大家在谈论，谁会是中国下一个郎朗。但也没发现谁有这样的潜质。是你的成功道路不可复制，还是说中国不具备培养下一个国际大师的条件？
郎朗：中国的环境是适合的。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单靠这个国家培养出一个伟大的音乐家。伟大的音乐家都是通过不同国家文化熏陶出来的，比如巴伦鲍伊姆，生在阿根廷，长在以色列，最后去了德国。中国钢琴家傅聪，也是出生在中国，后来去了波兰，又去了英国。我也是这样，在中国出生，后来去了美国的音乐学院，后来又去德国学习。
每个人成功的道路都是不可复制的，因为环境一直在变。
现在国内不缺人才，但师资力量薄弱一些，我们有5000万人学钢琴，不可能有那么多钢琴老师。广州、深圳两个城市学琴的人数跟荷兰的人口差不多，好老师肯定不够用。我希望更多好老师能来中国。不光是教学，而是生活在这里。
广州日报：是不是说，家长不能以培养钢琴家为目标？
郎朗：能不能成为钢琴家，不是说你希望不希望。我17岁在美国时，尽管我小时候赢了很多比赛，但那时我还是不自信。我也不知道能不能成为钢琴家。
学钢琴的人那么多，不可能每一个都成为钢琴家。这世界上不可能你学什么都能成为最牛的人，最牛的人就那么几个。但每一个人都有机会通过音乐让他的人生变得更丰富。通过钢琴，能让孩子在别的领域打通灵感、情感，认识很多人。
其实现在回过头来看，如果当时我就那样，我也很满足了。但家里人认为，好不容易培养你，比必须得成才。有更多人去学钢琴当然是好事，但不要把钢琴作为一座大山压在你身上，你要成为钢琴美好的朋友。、
谈争议
跨界没影响到钢琴水平
广州日报：你的跨界也引来了不少争议，如何看待这些批评？
郎朗：我做这些事情完全没有影响到我的水平，分散我的精力。我是不允许自己犯这种低级错误的。包括做广告，我也是能让更多人认识到，谁弹钢琴很酷，而不是觉得弹钢琴就是把自己闷在家里，像琴痴一样。
广州日报：外界对钢琴家是不是也有一些认识上的偏差？
郎朗：我以前对钢琴家的感觉不是很明确。好像大家都很清高，一个个不食人间烟火，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所有人都不懂，就他懂。他们在舞台上很酷，但到了台下，感觉有病一样，跟正常人不一样。当然，我这话说得比较直接。但我真的认为，这样是不健康的。你说话就说话，你何必端着呢？我也有一些这样的钢琴家朋友，梳着音乐家的头型，说着一些让我听不明白的话。感觉就他明白，全世界都不明白。这不太接地气，不太真实。可能他这人本来不是这样，但他摆出这样一个架子让你有些不习惯。
我是中国人，有些西方人认为我们中国人不适合弹钢琴，但既然我们已经弹了，并且弹出一些名堂来了，我们就做自己就行了。我也希望能让大家知道我在做的事情，比如讲一些音乐的基本知识。如果我不讲的话，很多人对弹钢琴会有误解，他可能真不知道弹钢琴是怎么回回事。他可能就认为弹钢琴就是一老头老太太，整天在琴房里一待一整天。
当然，前提是做的事要跟音乐有关。度要把握好。我看过不少度没把握好的人。有些人光弹琴，不知道怎么把自己的想法表达出来，弄了半天不知道他在做什么。有些人弹钢琴纯粹是为了出名，借用钢琴的名义干别的事，结果自己已经不是一个钢琴家了，这样的人也大有人在。这两方面要找到一个平衡点。我既要把我要宣传的东西做了，还要让世界知道我是一个钢琴家。这就是我的目标。
记者：除了钢琴外，你这些年投身公益，有何心得？
郎朗：我2004年成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宣传大使，2013年成为联合国和平大使。先后去了非洲、南美洲一些地方，这些地方教育、健康状况都很糟糕。我当时不知道能做什么，只是不断为他们演奏。我发现，直接捐乐器，为项目做服务，可以往这个方向使劲，而不是说一些假大空的话。2008年，我在纽约成立了郎朗国际音乐基金会，首要目标是培养下一代最优秀的孩子。我们也计划2017年在国内捐赠20个学校的乐器及教材。
这些年投身公益我感觉到，音乐家不能只是为自己，为自己在小屋子里练琴得到精彩的舞台人生，要通过音乐表达我们对世界的爱。
广州日报机动记者部出品
文/广州日报记者肖欢欢
图/广州日报记者廖雪明
视频 广州日报记者郑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