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豫北叙事曲》与《三门峡畅想曲》的诞生1959年，国庆10周年之际，二胡独奏曲《豫北叙事曲》（以下简称《豫北》）在北京首演，引起首都音乐界的注目；翌年，《三门峡畅想曲》（以下简称《三门峡》）面世，再次引发关注。1962年，《豫北》亮相广州“羊城音乐花会”，1963年该作在“上海之春”二胡比赛中，被评为优秀新作品，由此风行全国，在音乐界获得良好的评价。这两首独奏曲以二胡与钢琴的表现形式、新颖而成熟的音乐语言宣告了一位年轻作曲家的崛起，他就是我国当代杰出的民乐作曲家——刘文金。在中国当代音乐中，像刘文金那样在民族器乐创作方面投入大量精力并取得显著成效的专业作曲家并不多见。在近50载的创作生涯里，刘文金写有民族器乐作品百余首（部），尤以二胡曲的创作最为突出，创作成功率极高，且始终贯穿于作曲家的创作历程。《豫北》与《三门峡》是他早期的代表作，被人们称为二胡作品中的“姊妹篇”，在当代二胡音乐创作领域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豫北》初稿完成于1958年，时年21岁的刘文金还是中央音乐学院民乐系作曲专业三年级学生。乐曲通过对比性的两个音乐主题的不断发展，刻画了解放前后豫北人民在劳动生活和精神面貌所发生的巨大变化。
三门峡，原是黄河中游的一个著名峡谷，1960年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在这里建设。《三门峡》即是以此为创作背景，着力表现了当年在兴修水库工程中的几个劳动画面，展示了建设者们豪迈的气概与喜悦的心情。当年，由于这两首乐曲的成功创作，音乐学院曾授予刘文金“优秀学生”奖。《豫北》与《三门峡》在展现现实生活、提高人民群众社会主义觉悟及道德品质方面，在当时具有典型意义。①20世纪50年代以来，党的文艺方针强调“为工农兵服务”、“为政治服务”，这就要求音乐创作要把思想性摆在第一位，强调音乐作品以反映革命历史和社会主义的现实生活为首要目的，这是作曲家必须遵循的创作原则之一。尤其在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前期，音乐创作的显著特征即是以这种反映群体的精神风貌为主流，那些雄壮的进行曲，歌颂劳动、丰年，歌唱新中国、赞美新生活的作品成为时代的主旋律。在庆祝建国10周年之时，刘文金在题材选取上有意与新中国诞生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相结合，通过音乐来表达亿万中国人民发自内心的喜悦与欢呼。作曲家避免了当时社会上较为肤浅的公式化、概念化的颂扬，而是从自己的内心深处、思想感情出发，运用较为独特的形式和极富个性的音乐语言来展示人民群众的生活及情感。
建国以后，中国民族器乐创作得以迅速发展。“文革”前的17年间，仅公开出版的二胡曲就有100多首，特别是1963年第四届“上海之春”二胡比赛，更是涌现出大量独奏新作品，形成了当代二胡曲创作的第一个繁荣时期。刘文金是这一时期介入民族器乐创作领域为数不多的专业作曲家。作为刘文金的成名作，这两首二胡曲鲜明体现了他早期民族器乐创作的艺术特色，如旋律主题总是流露出浓郁的民族风格，而对于旋律的展开、多声思维的运用等方面，则更多地流露出将中国民间音乐、戏曲、说唱音乐与西方古典作曲理论进行有机结合的创作思路。在《豫北》中，音乐语汇始终贯穿着浓郁的河南地方风味。乐曲以河南地方小戏“乐腔”音调为基本素材，对比性的两个主题材料分别代表了新旧两种社会制度下，豫北人民截然不同的两种生活感受。如该曲的快板乐段，就吸收了河南坠子的音乐发展手法，欢快的主题通过“句句双”、“反复递减”等民间音乐常用方法及西洋音乐中的模进、扩充等手段进行既似即兴又富有理性逻辑思维的展开，音乐层层推进，表现出豫北人民豪爽、乐观的性格，再现了当地人民迎来新生活后的喜悦之情。快板主题在变奏中的扩充部分里，作者又吸收了民间吹打乐中的对句、垛板等手法，同时，固定音型迂回反复，与其后在高昂情绪中奏出的长音又形成了“紧拉慢唱”的戏曲音乐效果。
对于戏曲音乐的灵活运用同样还表现在《三门峡》中。在乐曲开始部分，即以一段较长的散板段落作引子，这可能是作者受到戏曲唱腔程式的影响而做出的富有表现力的安排。乐曲第五段“灵巧的小快板”中，又吸收了戏曲音乐伴奏中过门填补旋律之间乐句间隔的手法，通过短小的伴奏性音调的填充，将主题旋律的各乐句之间串接起来，形成一条连绵不断的紧凑旋律，使音乐具有平滑流畅的运动感。刘文金在创作中极为注重技法与音乐表现内容的紧密配合，他既不墨守民族传统音乐的成规，也不受欧洲古典作曲技法的束缚，而是根据自己的艺术构思自由地进行探索、尝试。他主张学习西方音乐的曲式思维而不是曲式的具体条框，在创作《三门峡》时，力图使西方音乐中带再现的三部性曲式结构与变奏曲式、民间多段体曲式结构原则相结合，这也是其音乐创作中“中西交融”思想的具体体现之一。②而《豫北》虽是以复三部曲式布局，但其内部结构却蕴涵着许多民族因素。③体裁方面，两首乐曲都采用了二胡独奏、钢琴伴奏的形式，这已成为刘文金早期的创作特色。@虽然这种体裁并非创举，但在当时的民族器乐创作中仍较为少见。⑤尤其在《三门峡》中，二胡与钢琴——这两件分别来自东西方的极富个性的乐器，通过作曲家创造性的“融合”，使之呈现出明显的互补态势。
二胡是一件古老的中国乐器，擅长表现婉转、纤柔、细腻的音乐形象；钢琴丰富多变的音色、织体及在演奏上富于戏剧性的宏伟气势，都为二胡在乐思的陈述、音乐场景的描绘、人物形象的塑造等方面营造出其他乐器难以企及的戏剧、艺术效果。时至今日，40余年的舞台实践业已证明，无论是《豫北》还是《三门峡》，都已经受了时间的考验，并获得了长久的艺术生命力。同样，正是由于这两首乐曲的广泛流传，这一形式——二胡与钢琴——现在已被广大听众及音乐工作者们所接受。在当代二胡音乐创作，特别是运用西洋作曲手法，有意进行中西结合的探索中，二胡独奏《豫北》与《三门峡》无论就旋律的发展、多声思维的运用、曲式结构、调性布局、乐器演奏法的开拓等方面，均可谓成功之作；它们代表了五六十年代二胡音乐创作的高水平，也显示出作曲家刘文金深厚的传统音乐和作曲理论方面的功力。作品中所体现的“中西交融”的创作意图，即借鉴西洋音乐形式和手法并有机地融合于自己的民族音乐创作中，在其以后的创作实践里更是不断成熟和完善，逐步成为他的创作指导思想。回顾历史，可以发现，刘文金在继承传统、吸收民间手法与传统韵味的同时，在受到刘天华“中西交融”创作经验的影响之下，主动借鉴西洋古典音乐创作技法，给作品注入了更多理性创作思维与专业音乐手法。
在拓展二胡演奏技法方面，两首乐曲亦堪称二胡独奏曲发展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作曲家大胆挖掘了二胡潜在的演奏技能，借鉴了许多小提琴的演奏技法，有效地丰富了二胡的音乐表现力；尤其在《三门峡》中，二胡技法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可谓给当时的二胡演奏带来了新的革命，“从而超越了刘天华二胡曲保持了三十年的技术难度”O。因此，这两首乐曲的诞生，标志着我国二胡音乐创作已走向继刘天华之后的又一专业化高度。刘文金的二胡创作，也应视为是建国以来继刘天华在传统音乐文化基础上对西方音乐吸收与借鉴的初步尝试之后，在新的历史时期中探索中西音乐文化交融的一种继续，它不仅带动了当时民族器乐创作的发展，也为后人积累了丰富而宝贵的经验。①I960年7月22日，“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三次代表大会”在首都北京召开，会上进一步明确了社会主义文艺的发展道路，讨论并确定了今后的任务；陆定一代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致祝词时提出：全体文艺工作者的首要任务，是用文艺的武器极大地提高全国人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道德品质。在这次会上，周扬也作了题为《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道路》的报告。参考《二十世纪中国大博览》，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762页。
②彭丽《论刘文金的民族器乐创作》，中央音乐学院1998届硕士学位论文。③彭丽〈豫北叙事曲〉的音乐学分析》，载《齐鲁艺苑》1998年增刊。④在刘文金学生时代的五部民族器乐作品中，有三部采用了这一中西乐器结合的表现形式。⑤早在？。世纪40年代，老一辈作曲家吴伯超就曾尝试运用过这一形式（吴伯超的二胡独奏《秋感》等）；1953年，陆华柏也曾将刘天华的两首二胡曲和三首传统乐曲用二胡、三弦、钢琴三重奏的形式加以改编。⑥如：快速换把、伸展手指、连续快速度跳弓，都是演奏中较难掌握的具有创新意义的技巧。⑦赵寒阳《二胡的思考与展望》，载《人民音乐》1994年第5期。彭丽博士，山东艺术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