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共建音乐学大业
一、建立中国音乐研究所
（一）天津岁月：既靠人助，又获神启
天津是一段往往被学术界忽略的岁月，其实中国音乐采访史上的几件大事都发生在这里。1950年，南京国立音乐院原班人马迁至天津，并入中央音乐学院，其中的“研究部”同时成立。
曹安和与杨荫浏抵达天津。这年暑假，她与杨荫浏一起回家乡做了件震惊全国的大事。虽然一般人把《二泉映月》归在杨荫浏名下，但学术界从没把二泉上被遮蔽的另一半明月区分开。录音现场一半在曹安和家，阿炳弹的琵琶，也是从她家拿来的。抢救遗产的飓风眼，她没有缺席。没有他们的共同努力，不可能有完整的《二泉映月》。
1950年5月，河北定县子位村“吹歌会”应邀到天津演出，研究部为其录音，这是录音史上第一批民间器乐音响。俩人随后记谱整理，编成《定县子位村管乐曲集》，1952年由万叶书店出版。
杨荫浏、曹安和、文彦整理《单弦牌子曲选集》
1952年，杨荫浏、曹安和、文彦等，在天津音乐家刘吉典等人引荐下，对誉为曲艺之乡的各类品种进行了一次普查，集中采访、整理了《单弦牌子曲资料集》。根据吕骥意见，选出精华，作为对外交流范本，编订为《单弦牌子曲选集》。用当时少见的精装形式出版，堪称民间乐谱出版物的第一“豪华版”。
1953年，研究部随中央音乐学院迁到北京，扩建为民族音乐研究所，她成为奠基人之一。杨荫浏、李元庆、缪天瑞、曹安和、管平湖等第一代创建人，广延时俊，招兵买马，数年间把学府办成学术重镇。她勋高望重，谦虚低调，纵无大位，不失荣禄，其风范对机构产生了深远影响
李元庆、曹安和、杨荫浏、管平湖接待日本音乐学家田边尚雄
（二）累累硕果：记谱与出版
20世纪初，杨荫浏曾把音乐家拿不出出版的中国乐谱视为羞耻。1950年后，他开始了大规模的记谱整理出版工作。出版乐谱，装帧朴素，洋溢着民间气息。成果沿用昆明模式，共同合作。现把两人合作记录编辑的乐谱、文字列表如下，以见大略。
共同署名的记谱、整理、编辑、出版成果，计有20种（部分略有重合）。如果加上没有共同署名却共同参与的《内蒙八音采访》（1953年）、《湖南音乐普查报告》（1956）、影印《南北派十三套大曲琵琶新谱》（1959）、《业务参考资料十二种》，合作项目更多，即使曹安和单独署名的《民族乐器独奏曲选》等，也包含了大量无法拆解的因素。
如此强调的依据是，当时的开盘带录音机操作，必须一人记录，一人按播放与停止按钮。单独操作，十分困难。录音记谱，最好两人，既便捷也有效。有理由相信，乐谱整理过程都是曹安和操作录音机、杨荫浏记谱。
上列出版物，大部分封面署名是“中央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编”，除《瞎子阿炳曲集》《定县子位村管乐曲集》《苏南十番鼓曲》，署名为杨荫浏、曹安和，其他只在扉页才有他们的名字。单位署名，是“功归集体”观念的反映。
杨荫浏、曹安和、储师竹合编《瞎子阿炳曲集》
杨荫浏、曹安和编《苏南十番鼓曲》
不断推出的出版物，使他们获得了比肩而行的动力。厚厚薄薄的曲集，刻着一代学者的名字和人生。杨荫浏之记谱，不善不休；曹安和之誊录，不善不止。两人一起，耳不停聆，手不停挥，记出了名堂。采访、记谱、撰文、出版一体化，工作量和出版量，难以置信。
1964年，曹安和在全国少数民族群众业余艺术观摩演出期间采访黎族代表团
十七年”是采访史上高峰，也是两人合作整理传统音乐的黄金时代。“文革”十年戛然而止。此后，杨荫浏专注于《中国古代音乐史稿》的撰写，无暇记录了。
曹安和与杨荫浏一起工作
（三）精血诚聚：《弦索十三套》
曹安和的贡献，集中体现在《弦索十三套》的整理工作上。清代蒙古族文人荣斋编辑的唯一一部器乐合奏总谱，从未见诸刊印，这引起曹安和的高度重视。1979年，曹安和在《文艺研究》看到《两部新发现的古琵琶谱》一文，遂撰写《弦索十三套派生出来的几种伪乐谱》，详细辨析弦索十三套的各种版本及传抄中出现的伪造书名及相关年代等。曲谱是基料，她既不会因盛名而不加甄别，也不会因托古而低估。此文可见她的发现与研究过程。
大概是1948年前后的春天，表兄杨荫溥在上海给他的兄弟杨荫浏来信，说商务印书馆的何炳松（是个藏书家）死后，其家属拟将他的藏书出售，其中有三部乐谱是罕见之物，为《弦索十三套琵琶谱》等，劝他买下。但这三部书必须一起出售，不能拆卖，如要，则需五六十担米价。当时荫浏因子女多，正在上学花钱之时，无力购买，即由我筹款买下了。
书买到之后，我很高兴。以为是买到了最早的琵琶谱本，而且内容也比《华秋苹琵琶谱》（1818年刊本）有更多的大套曲目，除《海青》《月儿高》《普庵咒》之外，其余曲调如《舞名马》《阳关三叠》《松青夜游》等曲，在别的琵琶曲谱中从未见过……
虽然三部乐谱曲目完全相同，但因三弦专谱为我们过去从来没有见过，这是第一次发现；琵琶谱虽然内容重复，但因有新发现的古曲，丰富了曲目，尽管价钱贵些，还是很高兴……
翌年春，古琴家凌其阵先生来访。他说，他曾在北平地摊上买到一部残缺的《弦索备考》，与此有些相同……1952年前后，有人从北京带回天津一部荣斋所编的《弦索备考》（1814年的抄本），说是陶君起先生祖上传留下来的一部手抄本，愿意出让给研究部，当即由研究部收购下来。
前面提及，曹氏家族是世族，家境富裕，无论是供她北上读书，还是抗战初期躲进上海租界，都显示了经济实力。这则故事从另一方面佐证了她为杨荫浏提供实际帮助的细节。杨荫浏无力购买又渴望购买的乐谱，不得不告知她，把“需五六十担米价”的乐谱，“筹款买下”。杨荫浏也曾在无锡发现过华秋苹遗稿，因无力购买失之交臂。八年抗战，遗钿堕钗，就成永远遗憾了。后人难以尽晓，曹安和对杨荫浏的支持还有哪些？这个细节，就是明证。
作为琵琶家的曹安和，懂得挖掘乐曲的重要性。当时的音乐界，没有多少可资借鉴的乐谱，所以如获至宝。文章中，她历数曲目，并对扩充曲目，给予充分评价。1949年后，为研究体现蒙汉文化交融的乐谱，她先后到北京图书馆查阅资料，到北京郊外平谷县民间艺人王宪臣处采访。在此基础上，与简其华一起将《弦索十三套》从工尺谱译为简谱和五线谱，分三集由音乐出版社出版。
重要的是，曹安和并没有把工作停留在译谱上。40年代，她就“弹了琵琶曲《松青夜游》”，杨荫浏“弹了三弦曲《舞名马》”。换句话说，从拿到乐谱，二人就开始以专长将其付诸音响了。这才能顺理成章地解释她对年青一代音乐家复排全套乐曲积极支持的态度。1985年，中央音乐学院谈龙建为首的一批演奏家意欲复排，她亲自指导，出任顾问，甘作桥梁。1986年1月，汇编于1814年、埋没近两百年的器乐合奏重返舞台。
从1948年收集《弦索备考》始，她全力以赴“激活”乐谱，正是老一代的知音之言和倾情夸赞，才有了接续行动。他们让一份古代乐谱在离我们很近的地方活生生地响起来——不仅是纸面意义上的活着，而且是音响形态上的活着；不仅是抽象意义上的活着，而且在体验意义上地活着。
《弦索十三套》的湮没与传世，体现了几代人网罗文献、求真务实的精神，是古代文献转换为当代音响的范例。历经近40年收集、整理、研究、出版、演出，她自任以重，倾注半生心血。或许只有听到后人搬演记录的音乐时，才能给辛辛苦苦的曹安和以莫大安慰。
（清）荣斋等编，曹安和、简其华译谱《弦索十三套》
（四）让琵琶自我表述
刘东升认为，曹安和的最大贡献，是对传统琵琶谱演奏符号的确立与订正。从青木关与杨荫浏一起编订《文版十二曲》到为《阿炳曲集》三首琵琶曲订正指法，从《青莲乐府》到《夕阳箫鼓》，她不惜功夫（《文版十二曲》“反复推敲，再三修改，总计工尺谱及线谱二种，前后凡八易稿，乃成此本”），让这件不能自我表述的乐器，获得了表述便捷。
除古琴外，传统乐器向无系统标注符号，清代出现的琵琶谱，也是一鳞半爪，且各不相同。沐浴过现代音乐学训练的曹安和，发凡起例，参照移植，创立了一批通俗易懂、简明扼要的符号。她一尝宿愿，让没有自我表述的乐器，获得了与乐谱配搭的表述方式。只有她才是音乐学界和琵琶界具有双重话语能力的少数人之一——身在琵琶界又超越琵琶界的另一种立世能力。演奏技术的先知先觉和学术表达的先行先言，让她成为国乐导航人之一。创意范本，引领了其他乐器表演符号的完善。
1977年，72岁高龄的她，完成了戏曲音乐研究的工具书《现存元明清南北曲全折曲谱目录》。把存见27种戏曲曲谱胪列一遍，以作家为纲、剧本为目、著录出处，附有剧名、剧作者、折（出）目索引。这样的工作只有像她这样从天韵社走出来的人才能做到，没有那份积累，搭建不起这样的阶梯。
二、评价杨荫浏的一组文章
（一）《杨荫浏与音律》
杨荫浏去世后，她写了一组追忆文章《杨荫浏》《杨荫浏与音乐史》《杨荫浏与音律》《中国音乐学一代宗师——杨荫浏》，高屋建瓴地概括了杨荫浏一生最重要的研究领域及学术贡献，充分体现出她非同一般的建构力。
《杨荫浏与音律》恐怕已不能简单地用回忆文章来看待，那是把杨荫浏角度成功地转化为她的叙事角度的学术史。试析如下。
1、杨荫浏是从琵琶排品想到律学研究的。1941年，杨荫浏将排品方法，设计完成，绘成弦乐器定音计。相隔两弦之间的同音，构成一条斜线，再返回原弦八度音，正好构成等距斜线，如此确定几个柱位，再分数截，分别用定音计中各比例线，求得其余音位。从感性到理性，撰写出《弦乐器定音计》，物理学家丁燮林赞赏：“弦乐器的张力误差问题这样解决，我没有想到。”
2、1947年在无锡乐器店买笛坯，自己挖洞。按孔大小及开孔位置，做两副尺子。制成长短粗细不同、高低不同的多调笛。试制中依据《晋书律历志》荀勖笛律数据，仿制黄钟笛，发现管口校正数，即黄钟与姑洗长度之差。
3、1947年查阜西提出“笛音是不是七平均律？”杨荫浏认为不是，写成《谈笛律》。他动手实验，先将笛子尾端浸人水中，吹筒音，使之与音哨相和，用笔依水面划线，据此依比例挖孔。1948年又写《再谈笛律答阜西》，提出：“尊重事实，注意民间传统的态度；反对因为要勉强造成某种圆满理论而抹杀事实的态度”。
4、1978年《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交印后，杨荫浏感到需对乐律问题集中总结。三分损益律从弦乐器产生较可信。管乐器复杂，不仅与长度有关，也与管径、孔距有关。古人对管律仅据弦律“弦长九尺，管长九寸”用三分损益计算方法推算，未经检验。他写出《管律辨讹》，提出不要尽信书本，必须以实验检查。
5、《三律考》论证三种律制并存现象。三分损益律在周代琴、瑟等弦乐器实践中已存在，见于《管子·地员篇》。我国虽无纯律之名，但古琴三、六、八、十一徽泛音，南北朝时已存在，琴谱《幽兰》可证。宋姜夔琴曲《古怨》也可证。平均律出现于汉代带品乐器上。三分损益律和纯律由大全音、小全音组成，音程之间距离不等，而有品乐器上，一品四弦，大小音程互相凑合，产生了平均律。理论出现于明代朱载堉《乐律新说》。
在曹安和的总结中，实践成为一条主轴。沿此主轴才能把杨荫浏的研究过程串联起来。关键是曹安和在主轴上串联起了一种态度，即郭乃安总结的杨荫浏“立足实践”的立场。他超脱窠臼，破壁而出，将理论律学与现实语境链接起来，上溯文献，下抵制造，旁及演奏。虽博究文献，但主于验证，亲手排品制笛，务求经世致用。
能把杨荫浏律学研究历程缕述下来的人不多，从中认识研究特点和个人性格的更不多。如果把这些细节连接起来概括一个人的性格，那么，为完善乐器音准不惜亲自动手并从文献中穷根极底、加以验证的行为，就真切地反映出他执念不屈与坚韧不拔的品行。这的确是个见证品性的角度。这一端绪，启人心智，显示了她的不凡视点。“晚来光彩更腾射，笔锋正健如可吞”。
曹安和懂得一般读者的接受力，叙述中插入一些实际操作的事例，以便稀释过高的技术密度。让文章不致于过满的叙述方式，的确降低了阅读压力。
曹安和说：“杨荫浏为了弄清楚音律问题，花费了不少精力”。她写这篇技术性极强的文章，显然也“花费了不少精力”。切入点难以复制，非熟悉杨荫浏的人所不能为，一定程度上为杨荫浏的律学研究提供了框架。曹安和总结：“乐律研究，是他的一绝，成就是空前的”。这句总结，不是一般人讲得出来的。“惟贤知贤，惟圣知圣”。
她《中国音乐学一代宗师杨荫浏·序》中所说：
浏兄认为中国古代音乐的根深藏在民间，不可能因时间的流逝而全部湮灭，只要我们深入民间，诚心诚意地向民间艺人学习，必定有所发现，有所收获。他所掌握的广博精深的中国音乐知识，有相当一部分便是从民间艺人那里学到的。
一句概括，实际上已经具有方法论性质了。许多学者对这句话给予高度评价，这种认同是在经历过研究困惑并加以验证后才明白其中深意的。鲁迅说：“伟大也要有人懂”。曹安和就是最懂杨荫浏之所以花那么多功夫、写了那么厚音乐史的人。
她写过三篇追忆刘天华的文章，《追记穷教苦学的刘师——刘天华逝世十周年论文》《回忆刘天华先生》《旋律奏出时代的强音——记作曲家、二胡、琵琶演奏家刘天华》，推介恩师，知恩图报，终生不辍，义行可嘉。回忆转化为学术史，既体现了追随前辈的持久，亦生发出了深刻义理。追忆杨荫浏、刘天华，其实也是追忆自己的岁月。她躲在杨荫浏、刘天华身后，找到了合适的讲述方式。
曹安和80岁诞辰合影
（二）文字风格
曹安和的文字，内秀含蓄，有很强的女性特征。她的细腻，建立在理性观察与分析基础上，但又是女性的，与同时代女作家有诸多相似之处——同理心和人性温度。这是20世纪女性知识分子的普遍风格，新颖、开放、技术化。文风是修养和气质决定的，不能勉强。
写于1941年8月的《文版十二曲》“引言”，尤能体现才女睿智与巧思。40年代，没有几人能像她那样写出这样优美的文字。
通行琵琶谱于音调进行，仅记其轮廓，概焉而不专，略焉而不详。惟其概而不专，故多伸缩余地，供各家沿用，而差异不著。惟其略而不详，故尽其高下手法之符号，尤难代表任何一派演奏之真相。优点之所在，即缺点所从生。就众派之立场言，则有某一派之详谱，固不如仅有一般概括之略谱。从一派之立场言，则有不详谱，无以传其真，无以利后学。本书兼顾及两方面之价值。琵琶工尺谱仿曲词正衬字之例，将工尺谱字体分别大小，以大字代表旧谱所有之各音，以小字代表刘师天华所传之弹法，大字及板位，均为原谱所有，除改正高低音字外，不加丝毫增损，所以供考证之溯源，使众派之通用。小字、眼位、加线、表情术语及其他符号，均为本书所增。所以明传派之由来，尽记写之忠实。凡习本书诸调者，藉详谱为基础，或能免于听音改谱之烦，而得专心于虚实表情之妙，是则编者之厚望也。
造语平淡，却无联不对：“概焉而不专，略焉而不详”；“惟其概而不专，惟其略而不详”；“优点之所在，即缺点所从生”；“无以传其真，无以利后学”；“明传派之由来，尽记写之忠实”。奇句夺目，文气十足，密度满篇，聚为分量。句句紧扣又不咄咄逼人，与她的同理心相符。
曹安和90岁诞辰合影。前排左起：文彦、吕骥、曹安和、何芸、袁荃猷、范慧勤
（三）学术荣誉
曹安和因卓越成就，2002年获中国音乐家协会第二届“金钟奖”终身荣誉勋章。她自然一直是团队环绕的中心。1985年6月80岁寿诞，1995年6月90岁寿诞，2000年95岁寿诞，1999年11月“纪念杨荫浏诞辰10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她都作为第一代音乐学家与中国音乐研究所的象征，成为亲和力的中心。仪式现场，人们喜欢看到她“慈爱满眼、可想可掬”（袁宏道语）的和蔼笑容。
杨荫浏、曹安和的并列，并非指学术上的相提并论。对成就做恰如其分的评价并不容易，曹安和的学术成果中包含了杨荫浏的学术思想，反过来，杨荫浏的成果中也部分包含了曹安和的贡献，隐藏于出版物背后的辅助，更是历史学难以确认的因素。但后人应该从成果中读出她那份对上号的分量。
饱尝现代性的漂泊与孤离，看到外来文化干预带来的悬殊对比，才能让人认识到杨荫浏、曹安和一代人的重要地位，没有他们的坚守，难以见到这么多曲谱。回望20世纪的历程，才能明白他们的巨大作用。
三、晚年生活
（一）善良品行
与她接触的人，无不对其善良印象深刻，这是一种难以企及的美德。她的脸上总是挂着发自内心的笑容。我第一次见她，也以如此印象为深。身材瘦小、夏季依然穿一袭单衣的前辈，令人肃然起敬。乔建中追述了学生闵季骞的回忆：
曹老师人太好了，她不但教我琵琶，更关心我的生活。因为我人国立音乐院时已经结婚，并有了小孩，所以家庭负担重，曹老师知道后，每月都给我补贴，让我坚持读完大学……年近八旬的他……见到曹师的刹那以及整个会见过程都十分激动，一度老泪滂沱，泣不成声。此前，曹师因久病卧床，很少与人交流。那天，她在不断听到闵先生深情的回忆后，冥冥之中似乎也回到了往昔，脸上不断浮现出笑容——一种欣慰而灿烂的笑容，使在座的我和范慧勤老师也备受感染。
同事何芸的回忆，也是急人所难：
记得六十年代时，我们要下乡搞“四清”，我正着急小女儿无法安置，她知道后，主动来找我，叫我把5岁的小女儿交给她，让我放心下乡工作。我当时非常犹豫，因为我了解她是一个不善做家务，更不善管理小孩的人。但她的真诚恳切，打动了我，决定把小孩托付给他。我一走就是半年时间，真难为了先生。
单位不是机器，维持运转的润滑剂，常是一批带头人的行为。正是这种作用，使得机构运转平顺。领航者的行为，让人与人之间温暖，凝聚了团队。曹安和的品行，就是中国音乐研究所之所以干出那么多骄人业绩的底色。生活琐事本不属于学术范围，但我们还是应该让后人感受到前辈的行举，因为品质包含于整体，这才是前代人的完整概念，而不仅仅是位做学问的人。
1986年，孙玄龄随曹安和学习昆曲
（二）特殊家庭
杨荫浏故去，改变了相随者的生活。晚年，曹安和与保姆蒋凤英、同事范慧勤，在一起生活。蒋凤英1949年前跟随曹安和母亲储果如，已成曹家一份子。母亲去世后，转至北京，照顾杨荫浏、曹安和。蒋凤英是佛教徒，也是将一生奉献给主家的保姆，精心伺候杨荫浏、曹安和。守一年，尽一年之心；守一月，尽一月之心。想到杨荫浏、曹安和身边有这样一位享受与家人完全平等待遇的人，就足以刺激常人的心灵了。
套房里组建了一个新型家庭。曹安和、范慧勤、蒋凤英，一个姓曹，一个姓范，一个姓蒋，这可不是样板戏《红灯记》里“革命家庭”的虚构，而是如法国历史学家佩奴德所说“事实比虚构的故事有更深沉的戏剧性”的真实组合。曹安和真是福分，晚年有如此家庭，获得了与人生灿烂开篇相对应的夕阳温暖。三人唯一的共同之处，就是同出生无锡，所以，满屋子无锡腔。
当然，她们还有个相同之处，同享高寿。曹安和享年100岁，蒋凤英已经104岁，范慧勤94岁。西二楼一单元还曾住过王震亚、文彦夫妇（后搬到中央音乐学院），文彦也是这个家庭的“编外成员”，她去世时也已95岁高龄（1921-2016）。四位女性，均是“少历艰苦，晚臻耋寿”（钱穆语）的寿星。
她们另一个令人称奇的共同之处就是平淡如菊的不凡气质。声音不高，语调温和，举止有度，品位不俗，待人有敬，做事尽责。修养离不开信念，修为发自内心。善良是岁月的塑造，高寿是苍天的回馈。
2000年初，曹安和住院治疗后，身体日衰。2001年后基本卧床，长达五年。饮食起居，靠安徽保姆徐礼全照料。这本非一家的人，亲如一家。
2004年，按传统计岁，曹安和已是百岁。寿诞之日，亲人、朋友和学生，纷纷来到寓所祝寿。她赢得了学术界与琵琶界的炳耀之荣。
（三）最后送行
2004年12月4日，曹安和在寓所逝世，享年99岁。一切后事，由范慧勤、文彦、蒋凤英张罗。
落葬那天，北京灰蒙蒙的天，飘着小雪。八宝山公墓，冷冷清清。那是天气的冷，空间的冷，也是情绪的冷，精神的冷。家属和我们几个人跟在殡仪馆抬骨灰盒的人后面。走了百年的老人，走不动了；弹了百年的琵琶，拨不响了。她要歇手了。
我们把油印版《文板十二曲琵琶谱》和她用了一辈子、创立过琵琶大业的指甲，作为随葬品，放在骨灰盒上，摆进窄窄墓穴。
我一直无法把发生于一位学界先驱送别仪式上的凄凉写下来，因为这幕场景中站立的人太少了，少的让人觉得与前辈的功绩太不相称。是不是非要有个隆重仪式、站着更多官员时贤、亲朋好友、学生晚辈才能符合与死者相匹配的规模，我也不能判断。但这样的冷清与杨荫浏葬礼上众多文化界、音乐界头面人物、领导、同事、仰慕者、比肩而立、拥满大堂的隆重判若天壤，因而总觉得肺腑酸柔。她理应与各方面都占优势乃至丧礼都占优势的杨荫浏并列。我的确需要足够的隐忍才能写出一直不愿写又憋不住不写的最后段落，以便留下一缕尚未失踪的史迹。为逝者抱不平的情绪并非只有送别的寂寥，还有挥之不去的人世寒凉。过去了16年——大概需要这么多年——才能徐徐写下16年前的感受。那几天我没有兴趣参加其他活动，天生不善处理哀伤情绪的我，笼罩在无法驱散的悲郁之中。结语：不能分开的成果与不能分述的故事
学术界都晓得，赫赫有名的琵琶演奏家另一个广为人知的身份——杨荫浏的助手。他们记录了一批永不复生的音乐，共享过一次次摩挲新书的欢欣。有音乐则录音，有录音则记谱，有记谱则分析，有分析则锦绣文章遂成。记录完一段乐谱，把谱纸摊在桌面，伸伸胳膊，舒舒筋骨，双目相视，体会一会儿流淌的音响化为凝固的音符的微醺。交流是音乐的，也是学术的，更是人生的。只有曹安和理解杨荫浏像他理解自己那样。作为学者，他们有理性认同；作为音乐家，他们有感性共鸣。这些共鸣，独响于他们的斗室。
合作之事，患不推诚，患不竭忠。苟甲疑乙懈，乙欺甲怠，各存私念，相互推诿，烦细之事，各不负责，将以达理，不亦难乎！合作关系必须具备特殊品德，和平心态、彼此信任、包容理解、妥协担待。优秀大脑，优秀品行，缺一不可。马克思与恩格斯、管仲与鲍叔牙、巴菲特与芒格，都是这类事业上的搭档、灵魂上伙伴的黄金组合。杨荫浏、曹安和，先有亲眷之亲，无所保留；后有音乐同好，无所隔阂。血统道统，志同道合。上承血缘业缘，下合相辅相投。用力不计多少，付出不计得失，排名不计先后，收播不计薄厚。两厢殷恳，何求不功？且马不停蹄，夙夜勤耕，从不自暇自逸。数十年间，勋业两成！
忽然明白了，为什么世界上有些女性做出终生不嫁的决断。把自己熔化进一份共同事业，使愿意辅助的事，更加完善；使值得辅助的人，更加完美。牺牲自我，成全一人，体现出女性的伟大。母性的伟大能量就在于将生命精华以助燃方式，恒久输出，使炉火炙热至顶，炉火纯青，自己则化得无踪无影。曹安和一生作文，寥寥可数，短文数篇，文笔精鉴，词旨清洒，但毕竟数量不多。非不能也实不为也。大部分精力湮没于整理资料的繁杂事物，即使没有独享头衔，也根本不在乎。持续一生的恒定行为，必定有坚定信念支撑，这正是构建行动理据的“年鉴学派”转向观念史研究的闪光处，也是读懂曹安和一生自任以重的支点。杨荫浏顶着耀眼光环，而她就是为了让那个光环更加耀眼。
他们在共同完成的著作上双双落名，以表达携手走过的漫长人生的共同记忆。这成为他们学术文本的定版格式：书谱两鉴，音心双凝！
原载《中国音乐学》2021年第1期
张振涛，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研究员、南京艺术学院音乐学院特聘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曾任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所长。著有:《笙管音位的乐律学研究》《冀中乡村礼俗中的鼓吹乐社——音乐会》《吹破平静——晋北鼓乐的传统与变迁》《声漫山门——陕北民族音乐志》，论文集：《诸野求乐录》《风声入耳》《燃烧的琴弦》《响鼓重槌》《冀中学案》，主编《杨荫浏全集》（十三卷）《黄翔鹏文存》（上下卷）《中国工尺谱集成》（十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