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今，协奏曲这一品种在中国器乐创作中方兴未艾，这其中自然以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最富盛名，它是以西洋乐器小提琴主奏，西洋乐队协奏的民族乐曲；后又有琵琶协奏曲《草原小姐妹》，以中国民族乐器琵琶主奏，西洋乐队协奏的民族乐曲；而以中国民族乐器二胡主奏，民族乐队或西洋乐队协奏的《蓝花花》（关铭曲），也是其中的佼佼者。在当今民族乐队编制的情况下，作曲家们发现用民乐协奏曲的方式比民乐合奏曲的方式，更能避免乐队各乐器之间合作方面的一些矛盾。而用协奏曲形式一是突出了主奏民族乐器的音色，这是一种特有的、个性化了的音色，是其它乐器所无可替代的；二是比较容易处理主奏乐器与乐队的合作问题。至于用那种乐队来协奏，这是与具体的写法以及与主奏乐器的旋律进行等是息息相关的。正像西洋音乐中以小提琴与钢琴协奏曲为多那样，二胡现在已成为民族协奏曲中的首选主奏乐器，这是因为无论中外弦乐器都是最为贴近人声的，表现力也是较为强烈而丰富的，因而在体现人的情感上有其天然的优越性。著名作曲家关铭最近把他数十年来创作的成果（包括曲作与论文）出版成集名曰《二胡曲论》。这是民乐界尤其是二胡界的一件大事。作者也寄赠一册给我并嘱写一篇乐评。关先生是我十分敬仰的二胡界巨头，他创作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二胡协奏曲《蓝花花》，在探索民族乐器、尤其是二胡如何以西洋协奏曲形式来创作有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的民族器乐作品上取得了十分宝贵的成功经验，也是一首为人们所百听不厌、值得一再玩味的经典作品，在价值导向与创作方法上给于我们诸多的启示，但在我的拙著《音海琴韵》里居然未曾对此曲进行论述，所以整好借这次机会于以弥补：
1)采用有故事有情节内容的音乐素材，给大型乐曲的创作提供了偌大的发展空间，使创作者有了更大驰骋发挥的余地。例如，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蓝花花的故事，花木兰的故事等等，都被写成了协奏曲的形式。这是因为故事的叙事性与戏剧性的发展，正是音乐所擅长表现的。而且，叙事曲的篇幅较为长大，描写起来可以比较从容不迫、细致入微，音乐形象也就更为生动而丰满。蓝花花故事的内容正如民歌《蓝花花》所唱的八段歌词那样是十分丰富的。作者就是选摘了歌曲中的三句歌词，作为乐曲三大段的标题：一是“一十三省的女儿（喲）就数（那个）蓝花花好”的《蓝花花好》；二是“撇下我的情哥哥抬进了周家”的《抬进周家》；三是“拼上个性命我往哥哥家里跑”的《出逃》。另外，为了说明故事的发生地，还撰写了一个自由高亢的《信天游》式的引子。可以说这种反封建的题材似乎具有永恒的艺术生命力，西方有《罗密欧与朱丽叶》，东方有《梁祝》、《蓝花花》，只是国情不同表现的方式有所不同而已。我们既可以用西洋乐器小提琴来表现中国古代人物，我们同样可以用中国民族乐器二胡等来表现古代人物。虽然二胡在音域、音区等方面没有小提琴那样宽广，但它也有它的优势，那就是用中国人自己乐器的语言、乐汇、旋法来表现人们熟知的故事，似乎更为人们所喜闻乐见。
2）我国众多的胡琴类乐器，就是从明清以来根据各地方戏曲声腔风格而形成的。如梆子腔的板胡，皮簧腔的京胡，河南曲剧的坠胡，江南戏曲的各种南胡，广东潮剧的二弦，等等。到了后来就是同一种乐器，在创作以及演奏风格上也体现出地区的特征来。尤其是近几十年来陕西在发展和突出地方音乐风格方面成绩卓著，如“秦派二胡”、“秦筝”、“秦风琵琶”等等，乃至于大型的民族管弦乐曲，电影音乐等方面，都给人以刮目相看的深刻印象。《蓝花花》的作者更是多年来致力与追求“秦派二胡”风格，成为“秦派二胡”的领军人物，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应该说，用本地的胡琴来表现本地的音乐风格曲调并不是难事，例如，用板胡来表现陕西的地方风格，或用二胡来表现江南的地方风格，由于这些乐器本身就是产生于本地区的，表现起来容易得心应手。问题是在同一种乐器上要突出各地区音乐风格特征则并非易事，这涉及到乐曲旋律曲调的创作风格，以及演奏上特有技巧运用等方面。因此，用江南地方的南胡（二胡）来表现陕西地方的风格，那可就要化大力气了。其实，胡琴者最早就是来自于西北地区的外族或域外，而后才流入到我国内陆产生变异汉化的。因此，现在我们追溯唐代的轧筝，奚琴，以及北宋沈括《梦溪笔谈》中记载的“马尾胡琴随汉车”时胡琴演奏的神韵，想必与当今西北地区的音乐风格存有较多的联系。因此，要突出秦风、秦韵，可以模仿一些陕西地方声腔的特点，引进一些板胡演奏的指法技巧，等等，作者的苦心孤诣是值得令人尊敬的。
3）作者曾在一篇文章里认为“旋律是二胡音乐的灵魂，技术只是解读作品的方法”。这一观点在二胡协奏曲《蓝花花》里得到充分的体现与验证。由于二胡本身就是旋律乐器，不在旋律上有一番大的功夫，相反只是追求色彩音块之类或搞一些其它的弦外之音，显然是得不偿失的，也是舍本求末的行为。因为音块也必须串连成横向的旋律来表达才行的，单是音块色彩变化，犹如绘画中只有颜色堆砌而没有主题那样。要知道音乐形象主要是体现在旋律身上。而且，由于二胡本身是一件音域不很宽的弦乐器，旋律的写作更要考虑到乐器的音域、音区的使用问题。因此，作者在此曲中根据曲情而频繁地转调，就是要把最好的音域、音区留给旋律来演奏。另一方面，乐器的定弦尤其是像二胡等民族乐器的弦式，对乐曲旋律风格韵味的形成影响是很大的。例如，第二段《抬进周家》，为了表现主人公悲愤的情绪，作者使用了bB调的mi.si定弦来演奏的，这不禁使人想起那悲愤激越的另一首二胡独奏曲《江河水》，就是用这种定弦来演奏的，给人以一种深沉、遒劲的内在锋芒。在此曲中作者显然意识到这种弦式所带来的情感力量，根据此时此景的氛围大胆地作了借鉴。作者认为杜甫诗歌创作上的“语不惊人誓不休”，也为音乐旋律语言创作指明了方向，故而专心致志于旋律的精致入微与出神入化。可以说在旋律上狠下功夫是创作最大的硬道理，除此之外几乎没有其它捷径可走。此首协奏曲的音乐语言，确实是细致而传神的。它既来自于民间音乐的精华，也来自于创作者的修辞、提炼。技巧运用的目的性很强，如指法的实按、虚按；揉与不揉，是压揉、滚揉、滑揉、前揉、后揉还是其它；弓法上的强、弱、顿、挫、分、连、跳、击，这些技巧运用直接体现了陕西地方音乐风格特征的表现；说它传神是透过旋律所表现得情感是朴实而真挚的，树立的音乐形象是生动灵现、栩栩如生的。
4）在具体的旋律创作上，以民歌《蓝花花》为基础，拓展了地区音乐的风格特征。例如，民歌《蓝花花》的结构比较短小，是较为典型的强调四级音的五声音阶羽调式分节歌。作为陕西音乐风格较典型的，则是被称为“欢、苦”音中最富特点的“苦音”调式结构，在此首民歌中就不可能表现出来。因此，作者在一开始呈示时较完整的奏出了民歌《蓝花花》的音调后，马上增加出现了fa、si两音，这是作者吸收了陕西绥德、米脂、府谷等地的《信天游》等民歌音调，拓展了整个调式音列和音调结构，这样陕西地区的音乐风格也就更为充实和浓郁了。而且，还充分利用双重调式结构，不断地来扩大旋律进行的动力，增强旋律的表现能力。这种紧紧抓住陕西地方音乐风格特征不放的做法，与作者十分强调“中国二胡·中国料理”的信念是密切相关的。其实不仅是“中国料理”，这里还强调了各地区富于特征的烹饪手法与调味品，这也是作者选择发生在陕西的故事，采用陕西的音调，谱写出富于陕西风格特征的旋律曲调；运用各种中西调和的作曲手法，将乐曲演绎得生动活泼、十分入情。
5）作者吸取了我国戏曲声腔中的板式结构等特点，增强了乐曲的戏剧性冲突。同时引进西洋的曲式结构，将西洋的奏鸣曲式与中国的多段体结构结合起来，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关于这一点，无论是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琵琶协奏曲《草原小姐妹》等的创作中，都注意到了我国传统戏曲中某些具有生命力的结构与音乐发展手法。尤其是相对于歌曲（只曲）短小结构的所谓“长调”（篇幅较为长大）结构，似乎还未能出现比我国传统戏曲“渐层发展”板腔模式更为合适的结构形式。因为西洋的以动机发展出的长大结构，有时候也并不适合典型的中国旋律音调。因此，无论在民族歌剧创作中也好，在大型的音乐作品创作中也好，吸收我国传统戏曲声腔的结构与发展手法，成为我国作曲家关注的焦点。其中又有两种结构是被普遍运用的：一种是中国式【摇板】的紧打慢唱（奏）形式，这是中国音乐所特有的，具有一种内紧外松的特殊音响表现功能。此曲在《出逃》段中，加入了板鼓就是为了增强戏剧性效果的凸显。而二胡的吟唱更是胜出其它乐器一筹，以似咔非咔（腔）的凄婉曲调，如歌如泣、既悲又愤，令人柔肠寸断。另一种是中国式的【快板】或【垛板】节奏，这在西洋节拍节奏中是极其罕见的。这种节奏字字铿锵、一气呵成，具有相当的情感冲击气势，常常造成中国式音乐高潮段落的到来。当然，有些东西是中外音乐所共有的，例如，此曲高潮时【广板】出现的强烈的三连音节奏，作者是借鉴我国传统“乱锤”的锣鼓点子来使用的。由于“乱锤”中含有一种类似三连音的节奏，与西洋的三连音节奏有所接近的缘故。问题是要筛选中那些是中西音乐所共有的，可以与此相接轨的；那些是经过改造变化双方可以融合的；那些是我国所特有的能增加特色的等等。正如作者引用国乐大师刘天华的一句话：“在东西的‘调和’与‘合作’之中，打出一条新路来。”
总之，二胡协奏曲《蓝花花》给人们的启示是多方面的。创作小提琴协奏曲《梁祝》、钢琴协奏曲《黄河》，以建立中国的民族（西洋）乐派；创作二胡协奏曲《长城随想》，以建立中国二胡协奏曲的现代学派；同样，创作二胡协奏曲《蓝花花》等，以建立中国二胡的秦派音乐风格。这些都是已经定格在中国现代音乐史上的光辉丰碑，也是历史赋予我们作曲家的神圣使命。我们要继往开来，无愧于时代，无愧于祖国，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作品，以迎接中华民族复兴梦的早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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