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五十年代初,我国二胡教育界就有 “北蒋南陆”之说,这是对蒋风之和陆修棠两位二胡大师的推崇。
而王乙早在1932年就师从陆先生,是陆先生门下最有影响的高足,甚至被誉为是 “刘天华先生以后所出现的难能可贵的特殊人才之一。”(刘文金语)
强调艺品人品合一,注重健全学生人格
王乙先生由于自青年起就毕生致力于教育事业,他深知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尤其是教师的高尚人格将对学生起重大影响。因此,他一生为人谦和,诚朴无华,在学生面前他既是严师,更像慈父。
他常对我们说： 要做老实人,办老实事;艺术家的良心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埋没,要把自己的心真正地放在艺术上,只有先感动自己,然后才能通过自己的演奏去感动观众。
他认为美妙动听的二胡琴音应首先来源于音乐家美好善良的心灵,而 一个灵魂肮脏的小人是绝对奏不出好音乐来的。
“ 音如其人声如其形。”王乙的艺品源于人品之说是与中国传统的绘画美学不谋而合的,琴棋书画乃君子之艺,当不与小人为谋。中国画论中也讲以艺载道,以道为体的艺术教育思想,认为只有胸怀拔俗的画家,方能写出翠竹的高风亮节。
古人还以人品这个范畴论述主体与创作的关系,认为人品既已高矣,气韵不得不高,气韵既已高矣,生动不得不至,所谓神之又神,而能精焉。“明代文征明甚至自题其仿米家画风的山水云: 人品不高,用墨无法。”
在他看来,从绘画艺术的最高审美要求气韵生动形神兼备,以至用笔用墨,都和作者人品的高低直接相关,而自责仿米芾山水用墨不成功则是因为自己的人品没有米芾高尚。
而黄庭坚论画欲得妙于笔,当得妙于心。”李苦禅也说: 必先有人格,方有画格。”中国现当代的艺术家都特别注重艺品人品合一,都是继承并发扬了古代先立人后立艺的思想而终成大家的。
王乙先生身体 力行地常对学生说学做学问就应先学会做人。他在给学生上课学习《听松》乐曲时,也用松树来喻示人格,要求学生做人要刚直不阿,遇到困难就应该知难而上,在荣誉面前要首先谦让,但如发生问题则要敢于承担责任。
先生的艺品人品光彩夺目,熠熠生辉,也正是这种高尚的品德形成并浓缩为巨大的精神力量,影响着几代二胡艺术家的诞生与成长。笔者以为,这就是王乙音乐教育思想的重要核心。
辩证施教形象生动,注重开拓创新思维
凡是跟王乙先生上过课的学生或是听过先生课的人们都有一个共识: 先生上课能辩证施教且形象生动。先生对同样的技术问题出现在不同的学生身上,能像位高超的医师开出不同的处方,确有惊人的医术。
先生常说五指伸出有长短,人有胆大胆小之分,对胆怯的学生要以鼓励表扬为主,首先激发其自信心,信心有了问题就好解决,而对胆大粗心的学生,则常嘱咐要细心观察周围事物,于细微处见真谛。
随时能将深奥难懂的理论问题分解为浅显易通的生活常识,是王乙先生辩证施教力求形象生动的重要教学特征。
例如右手运弓要强调长弓换弓或换弦力求无痕迹,先生提示要似行云流水善用巧劲,在转换处要有带弧形的动作才能“磨”去锐角，右手腕要左右转动灵活,就像拿着扇子在扇炉子一样。
而右手快弓的连续运用要像拍皮球一样,在重拍发力后要懂得用惯性,才能持久而不觉累乏。右手持弓要像拿筷子夹菜一般,既能灵活多变又能随时有效调整控制，而左手持琴时拇指与四指相对,掌心似乎握有鸡蛋般,才能做到虎口放松,上下换把轻松自如。
先生善于根据人的生理自然条件和生活中人们司空见惯的自然规律与日常现象来启发学生的学习灵感和激发学生的学习悟性。
王乙指导学生陈洁冰
他还 常用生活中的话语和吟唱来比喻在乐曲处理中的轻重缓急,并说明突出 对比是艺术处理的重要法则,就像绘画艺术中的浓淡疏密虚实干湿之法。
在课堂上,他擅长用 感性与理性相结合的教学方式,在示范演奏的同时 配合夸张的吟唱来形象生动地开发学生对表现乐曲深层艺术内涵的表演欲望。
我清晰地记得当年学习《江河水》时,先生把我先领到学院听音室,在反复聆听不同名家的演奏录音的同时,对乐曲全貌作详尽的分析,先生认为该曲的 每一个音符都是有血有肉,音符后隐含着大量的文字说明与图片展示,而同样的旋律在呈示部是鸣咽的悲泣,在再现部则是愤怒的抗争了,而这既符合乐曲的原意,也与人们的生活常识所吻合
开拓性与创造性思维是人类思维活动中最有价值和最积极的形式,也是人类思维活动的最后归宿。王乙在长期的音乐教学实践中,特别注重开拓学生的创新思维。他常告诫我们,学二胡的不能光会演奏而满足于一技之长、琴上功夫,还要会作曲子会指挥才行。
学生创作的乐曲他总是热心地帮忙加工完善,如闵惠芬的《洪湖人民的心愿》和王永德的《喜摘丰收棉》等都是当年先生亲自帮助订弓法与指法的。
从左到右：
王乙、闵惠芬、方锦森
（图片由江苏省民族乐团陈颖华提供）
“授人以鱼,仅供一饭之需，而授人以渔,则终身受用不尽”。在教学过程中,先生尤为注重对学习方法的研究,他常告诉我们要学会用耳朵去“看”音乐,耳朵是听觉器官,它能看到什么呢?
先生在此实际上就是要我们学会运用多学科的知识, 结合生活阅历去展开丰满的联想的翅膀,去冲破常规思维的桎梏,去努力开创自己富有个性的表演艺术的新天地。
谱架上静躺着的乐谱,可以演释为苍白无力的道白,也可演奏成充满激情的号角。演奏作为重要的二度创作,其功力深厚与否,就看有无驾驭琴内琴外之功和善解弦外之音的开拓创新能力了。
艺术教育思想中贵在自我,有识者历来所见略同。所谓有我,即艺术教育思想中有自己的特色,有自己的创见。因此, 敢于“立异标新”,注重对学生开拓创新思维,使王乙不仅要求学生学会 用耳朵去“看”音乐,还要学生学会能用眼睛去“听”音乐。
即:既能在音乐中“看”到历史长河的画卷和人生悲欢的实景,又能在乐谱中“听”到它真挚的倾诉,再清楚地告诉你应该用怎样最佳的弓法和指法,怎样正确的力度、速度及情绪去完美地再现它应有的本来面目。
因此, 辩证施教的教学原则,形象生动的教学方法,贵在创新的思维模式是王乙音乐教育思想的重要特征。
广采博收铸造基石,厚积薄发方成栋梁
王乙先生本人有着扎实丰厚的传统文化基础,对地方戏剧、民间音乐也有着深厚的艺术造诣。先生一贯强调在教学中要提高二胡的艺术表现力,就必须首先要潜心刻苦地去研究民族语言,并结合歌曲演唱的表现方法与规律,使二胡的琴声饱含歌唱性和风格化,并从汉语
平仄四声与音乐的节奏、韵味和二胡弓指法的运用等结合点上进行学术探索。
在他任民乐系科负责人时,就力主将学生外派到大世界学单弦拉戏,并亲自把盲艺人孙文明请进上音附中,收集并整理他以《流波曲》为代表的全部完整曲目和独特的演奏技法。组织民乐学生去上门求教当时的内蒙古老艺人。
1961年9月3日于上海召开的全国音乐艺术院校二胡、琵琶专业教材会议
二胡组全体代表合影
而京剧打击乐作为京剧音乐的骨架,则是当时每个附中民乐学生都必须学习并掌握的课程。先生常说,沙堆堆得高在于底盘大,房子盖得高全靠地基深,学识的广博精深决定一个人今后的发展前途。
我想,这也是起于先生对自身成长历程的深刻总结。因为先生本身就是一位多才多艺者,得力于教过多年的中小学唱歌课,所以有一副天生的好嗓子。除了从小学习二胡外,他还学过箫、竹笛、扬琴、琵琶和打击乐等。王乙自己就是能集众家之长于一身的大成者。
他的演奏早在1946年就引起了国乐界的广泛注意。直至我70年代上学时,先生示范演奏的《空山鸟语》,卫仲乐先生的评价是“风采仍不减当年”。先生的教学成果丰硕以闵惠芬为代表的大批弟子在海内外各重大赛事上连续夺冠摘金,享誉国内外音乐舞台。
而先生创作的《田野小曲》和《丰收》两首二胡曲则早在50年代就有广泛影响,特别是《丰收》被誉为是“我国现代民族器乐史中在作曲技法的运用和发展方面具有革新性的优秀之作”和“在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方面具有超前性的典型之作”。
而在科学研宄方面,王乙作为乐器改革家,是苏州民族乐器一厂和上海民族乐器一厂的常年艺术顾问，长期致力于对二胡音量、音色的改良研宄,并取得相当成就。先生认为二胡的发音固然首当其冲先取决于琴筒形制,但同样不能小视千斤、琴码、音垫等各种因素,有时候小部件上可能产生大问题。
因此,从牛角固定千斤到小小的琴码,先生都亲手制作,反复调试琢磨改进,最终为优化二胡的性能立下了汗马功劳。而今,广大二胡演奏者采用的琴码,就是先生当年的研制成果。
先生要求学生一专多能最好是多专多能,尽可能多地去接触社会,观察生活,学习多种学科与知识,他说这就像人要有各种各样的营养,才能健康成长一样。正是在先生的这种教学指导思想的催化下,很多学生茁壮成长并脱颖而出。
例如周维就受先生鼓励,除二胡外还学习作曲、指挥、钢琴,最终写出《葡萄熟了》一曲而扬名天下,现为东方歌舞团的国家一级演员。而先生在附中培养的学生严洁敏考入了中央音乐学院,最后以优良成绩获得二胡和作曲的双学士学位而留校任教。
而闵惠芬、王永德等则除了以演奏家、教育家闻名遐迩外,还创作硕果累累,经常作为艺术使者出国访问演出,均为国际乐坛所称道,甚至称闵惠芬是“超天才的二胡演奏家”。广采博收铸造基石,厚积薄发方成栋梁。这就是王乙音乐教育思想的终极目标。
文/ 张飞龙(曲阜师大音乐系)
图/陈洁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