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巨鹿 潘军峰
雷锋牺牲后，1963年，全国掀起了向雷锋学习的高潮。《唱支山歌给党听》就是在这次高潮中产生的一首优秀歌曲，近日笔者根据手中的一些资料，并参考一些公开报道，对《唱支山歌给党听》的诞生和传唱过程进行了梳理：
《辽宁日报》以“雷锋日记”首发
1962年8月15日,雷锋牺牲。1963年1月7日国防部把他生前所在班命名为“雷锋班”。1963年1月9日《辽宁日报》用一个整版，刊发了“雷锋烈士日记摘抄”，摘录发表了35篇雷锋日记，其中25篇是第一次向公开刊发，其中有一篇标注写于“1960年1月18日”的日记，内容是：“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母亲只生了我的身，党的光辉照我心。旧社会鞭子抽我身，母亲只会泪淋淋;共产党号召我闹革命，夺过鞭子抽敌人。”这是《唱支山歌给党听》首次以雷锋日记的形式刊发，此后，2月7日《人民日报》对日记进行了转载，并标明“原载《辽宁日报》”，《解放军报》《中国青年报》等也都对雷锋日记进行了转载。雷锋曾多次在“忆苦思甜”中，控诉旧社会的“鞭子”对其的鞭打，新中国成立后，是党和毛主席使他获得了新生，这篇日记抒发的感情与雷锋经历很相似，就这样，人们都以为《唱支山歌给党听》就是雷锋所作。
众多作曲家为其谱曲
1963年初，上海实验歌舞剧院的作曲家朱践耳在报上读到《雷锋日记》中的“唱支山歌给党听”这几句话时，不由得连连叫好，虽然短短的仅有八句，却有很丰富的思想和感情，是谱曲的好料子。朱践耳深受感染，他兴奋地给它谱了曲，之后就把新作寄到了《文汇报》。1963年2月21日，《文汇报》刊载了这首新歌，并附有300字的“唱法说明”，歌名是《雷锋的歌》，并标注“摘自《雷锋日记》”。
除了朱践耳外，许多作曲家也被“雷锋日记”中的这几句话打动，纷纷为其谱曲， 笔者手中有8种不同版本的《唱支山歌给党听》，其中，1963年3月1日，永济县人民文化馆编印出版的《材料宣传》上刊登了一首《唱支山歌给党听》，是目前知道的最先使用该歌名的歌曲了，这首歌标注“雷锋遗作，文进配曲”。
1963年3月2日出版的《中国青年》学雷锋专辑上刊登了《唱支山歌给党听》的歌曲，标注：雷锋遗诗，劫夫曲。
1963年6月17日出版的《中国少年报》，这份报纸在第四版也刊登了一个名叫《唱支山歌给党听》的歌曲，该歌曲标注“歌词选自雷锋日记，李群作曲”，并在后面注明“6月22、23日将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星星火炬’中教唱此歌”，这是又一版本的《唱支山歌给党听》。此外，还有潘振声、吕远、王诺等谱曲的《唱支山歌给党听》
周总理提出意见
据报道，1963年2月7日《人民日报》刊载雷锋日记摘抄之后不久，周恩来总理曾让邓颖超打电话给《人民日报》的总编辑吴冷西，说读了雷锋的事迹报道和日记很感动，认为日记写得很好。同时，邓颖超告诉吴冷西，总理好像在哪里见过《唱支山歌给党听》这首“雷锋”的诗作，希望报社认真查实，搞清楚日记中哪些是雷锋自己的话，哪些是他摘录别人的话，别人的话应注明出处。
吴冷西很快把电话打到总政宣传部，要求对雷锋日记进行认真核对。1963年4月，经总政宣传部审查，共选辑117篇，约4.5万字的《雷锋日记》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在出版时，“唱支山歌给党听”标注的日期是1960年X月X日，并加了注解“雷锋同志的日记中，有一小部分是他在学习中随时摘记的一些名言警句及文章片段，作为对自己的勉励和鞭策。对此，我们都加了引号。”通过这种方式，把原来报纸上刊登的《雷锋日记》某些不准确的地方纠正了过来。
词作者原来是一名煤矿工人
朱践耳谱曲的《雷锋的歌》出来后，同在上海实验歌舞剧院的著名歌唱家任桂珍首先拿到谱子，给朱践耳唱了一遍，朱践耳觉得很不错。后来，这首歌便由任桂珍在文化广场首唱了，并且还录制了唱片，在广播电台播放。
1963年夏天，陕西铜川焦坪煤矿的工人姚筱舟在广播电台的节目中第一次听到这首歌，他既惊喜又不解，他没有想到自己的一首小诗竟然会成为广为传唱的动人歌曲，也不明白为什么自己的诗歌就被谱成曲又署上雷锋的名字。
原来，20世纪50年代后期，那是“大跃进”时代，全国掀起了诗歌创作热，1958年3月的一天，姚筱舟写了3首小诗，《唱支山歌给党听》就是其中一首，这首小诗就是从矿工们流传的顺口溜“共产党是妈，矿是咱的家，咱听妈的话，建设好咱的家”中借用过来的。
诗写好后，姚筱舟署了个与矿名同音的"蕉萍"为笔名，连同自已写得其它几首小诗一起寄给了《陕西文艺》，很快《唱支山歌给党听》被刊发在1958年6月26日第八期《总路线诗传单》上,全诗是：
唱支山歌给党听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
母亲只生了我的身，党的光辉照我心。
旧社会鞭子抽我身，母亲只会泪淋淋。
共产党号召我闹革命，夺过鞭子揍敌人！
母亲给我一颗心，暴风雨中一孤萍；
亿万红心跟着党，乘风破浪齐跃进！
《总路线诗传单》是由陕西省民歌整理小组专门编印的一份不定期小报，印量也不大。1958年7月，由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编，东风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陕西新民歌三百首》收录了这首诗，署名“宜君焦坪煤矿 蕉萍”，该书印数精装1000册，平装2000册，由新华书店陕西分店发行。8月，东风文艺出版社再次出版《陕西新民歌三百首》，印数也大幅增加，印刷了32000册。
1959年6月，由诗刊社编，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新民歌三百首》再次收录这首诗，该书第一版第一次印刷了50000册，并由新华书店总经售。
爱学习的雷锋不知从哪本书里读到了这首诗，诗中表达了对党的无比热爱之情，对旧社会的深刻仇恨，这完全吻合雷锋的身世和感情，雷锋觉得写出了自己的心里话，就把姚筱舟的诗摘抄到日记本里，雷锋摘抄时对诗进行了三处修改：原诗中的“母亲只能生我身”改成“母亲只生了我的身”；另一句“党号召我们闹革命”改为“共产党号召我闹革命”。雷锋又删除了诗中有关“大跃进”内容的最后四句。
正名
朱践耳谱曲的《唱支山歌给党听》虽然流传最广，成为经典，但当初起的歌名是《雷锋的歌》，什么时候改为《唱支山歌给党听》的呢？笔者手里的资料显示，1963年3月12日和21日《北京日报》《四川日报》先后刊登该歌曲时仍使用的是《雷锋的歌》这一歌名。1963年8月，音乐出版社出版的《音乐创作》活页之八，已经把朱践耳的《雷锋的歌》改名为《唱支山歌给党听》了，但标注的是“新民歌词”，而不是“蕉萍”，该活页印数仅为1110册。1963年8 月，上海群众歌曲应征作品评选结果揭晓，在应征的2500多首，《唱支山歌给党听》脱颖而出，成为评选出的62首群众歌曲之一，评选结果的名单中，词作者仍然标注“新民歌词”。
听到自己的小诗成为传唱的歌曲时，姚筱舟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试着给朱践耳写了一封信，说明《雷锋日记》的歌词是摘抄自他所发表的一首小诗的前八句。1963年9月，为迎接国庆节，中国音协向全国推荐革命歌曲，其中就有《唱支山歌给党听》，征求朱践耳的意见，朱践耳就将姚筱舟写给他的信转寄给中国音协。中国音协通过组织渠道向陕西省焦坪煤矿党委了解此事，证明情况属实。1963年9月18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中国音乐家协会推荐的八首革命歌曲，《唱支山歌给党听》标注“蕉萍词 践耳曲 ”，并在歌曲后面注明：“《唱支山歌给党听》为蕉萍同志原作，原发表在诗刊社所编《新民歌三百首》中，原诗三段。雷锋同志曾抄入自己的日记。”从那以后，《唱支山歌给党听》的词作者得以正名。
经典咏留传
著名藏族歌唱家才旦卓玛当时是上海音乐学院声乐系民族班的一名学生。一天清晨，她在去教室的林阴路上，听到喇叭里正在播放歌唱家任桂珍演唱的《唱支山歌给党听》一字字，一句句，农奴出身的才旦卓玛觉得“歌词写得那样贴切，仿佛写到了我的心里。我当时觉得这歌简直就是为我写的。”在回想自己所经历的苦难和幸福，才旦卓玛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眼泪，一股歌唱的激情在她胸中迸发。她立刻转身，一口气跑到她的指导老师王品素那里，结结巴巴地告诉王老师她的请求。王品素担心地说：“你是唱藏民族歌曲的，行吗？不要丢了风格。”才旦卓玛语不成调哽咽地说：“歌里唱的就是和我一样的心声。我一定要唱！”
当时很多人都不理解，连汉语都说不利落的才旦卓玛为什么要唱一首汉语歌曲，但王老师最懂她的心，为了满足才旦卓玛的愿望，王品素老师几经周折找来曲谱，又一字一句地给她抠汉语歌词，纠正她的发音和咬字，到了音乐学院月度汇报演出时，才旦卓玛果然一鸣惊人。1964年6月6日，上海体育馆，第5届“上海之春”音乐演唱会群众歌咏大会上，在上海音乐学院民族乐队伴奏下，农奴出身的藏族歌手才旦卓玛演唱了《唱支山歌给党听》这首歌，后经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录制、播放，赢得一片喝彩。不久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又向全国播出了才旦卓玛演唱的《唱支山歌给党听》，才旦卓玛和这首歌一起变得家喻户晓。
《唱支山歌给党听》不仅是姚筱舟的心声，也是雷锋的心声，才旦卓玛的心声，更是党与人民群众心心相印的写照。无论时代怎样变化，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会变，《唱支山歌给党听》永远是人民群众对党发自内心世界的真挚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