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很艰难，需要把握时机。来爱丁堡之前，我们正筹备一年后纪念美国内战结束 150 年的项目：名叫“与自我作战”（At War with Ourselves）。我请来 2011 年美国国家图书奖得主、女诗人 Nikky Finney 写词。这是一场有关种族歧视的持久战。到时将会有 300 人的合唱团、多媒体手段加入演出，现在美国主流媒体已经开始报道。所以时机很重要。
很多音乐事件本身就在做时事评论。我们都是越战时期长大的一代，成长时经常感觉到愤怒、伤心，而不知道怎么去表达。忽然有一个晚上，我在电台里听到了乔治·克拉姆（George Crumb）写的音乐《黑天使》，一下子就感觉找到了“属于我的音乐”。我当时想，要是能组一个乐团来演这部作品该多好。我一直想找的是对于暴力、种族歧视、狭隘思维的回应。这也是克罗诺斯这么多年一直在做的。我甚至可以说，乐团所做的一切都是政治：我们的每个行动都在暗示和指向一个理想未来世界的样子。
B：这次反思“一战”的音乐会，怎么想到请塞尔维亚的作曲家创作？
D：亚历珊德拉跟我们第一次合作，是 20 年前北约轰炸贝尔格莱德时。在我们合作过的作曲家里，只有她亲历过战争氛围，她明白在充满暴力威胁环境中怎样以创造力求生。我记得那时给她打电话，都能听到背景的炸弹声。这次我第一个就想到了她。过去一年半时间，我们一直探讨怎样去处理“一战”这个命题。一次我想，如果克罗诺斯在 100 年前就存在，会想跟哪些艺术家合作？斯特拉文斯基、查尔斯·艾夫斯、巴托克、拉赫玛尼诺夫，从印度、中国来的音乐。如果克罗诺斯一百年前就有了录音，听起来也会很不一样。于是在亚历珊德拉的创作开始之前，我制作了一组音乐拼贴。
B：克罗诺斯几十年里以演奏“极简”音乐著称；但在现场音乐会上，克罗诺斯常用上多媒体手段去表现。前者抽象而且需要想象力，后者则很“满”，两者矛盾吗？
D：无论是帕格尼尼的眼花缭乱、Jimi Hendrix 的吉他技巧，都是在呈现音乐的个性。我们也一样。我们的使命是制造有持久记忆的经验。这一次我想要制造前后呼应的音乐感觉，加入影片是一种工具。最重要的是在场的每个人感受到了什么，离场后记住了什么。
B：当委约世界各地的作曲家创作后，你们去诠释时，需要去分辨、研究不同的文化背景，从而去演绎出“地道”的风格呢，还是只需要演得像克罗诺斯就行了？
D：音乐永远是“成为某一样事物”的过程，狂野、自由，没有樊篱。忘了是哪一年，我意识到，当我拉巴赫法国组曲、拉海顿给奥地利写的国歌时，我还从来没出过北美。我同时也意识到，音乐是想象力的行为。我们录非洲专辑时，也还没去过非洲；我们在第一次去中国之前，早就跟周龙、谭盾、吴蛮合作过。我们必须在读乐谱时想象：怎样把谱子上的标记代入到自己的生活中去。要多听，放开心胸去学习不同的传统、接纳不同乐器的微妙细节。
B：旅行“采风”对你并非必须？
D：问题是：就算学音乐的中国孩子到维也纳去，他们期待在 2014 年的舒伯特家看到什么证据，能激发他们演绎出更地道更“舒伯特”的音乐来呢？具体的乐谱记号难道不是更精确吗?每个作曲家都有自己的记谱风格，比如亨利·古雷茨基（Henry Górecki）标上“fortissimo”（最强音）的地方，我完全可以想见那一处得弹得像个疯子一样。
B：也就是一切只与诠释有关？
D：没错，还有想象力。
B：可想象力也需要根基的。
D：过去两百年里，战争改变了大部分城市的面貌。而留下来很珍贵的一种工具叫做“音乐记谱标识”——我是直到 1991 年认识吴蛮以后，才知道中国的五音系统的。那时我在周龙家，他给我介绍不同的中国乐器，当我看到吴蛮的琵琶演奏，一下就被当中的生命活力惊到了。我给她打电话，第二年她就跟克罗诺斯合作了一首新作品。
B：41 年前你“愤怒”地创办了克罗诺斯，演奏新音乐。最初几年发生了什么？如何与你们的乐迷找到共鸣的？
D：很早的时候我就决定了：这个世界得去适应我和我的音乐。最早很难解释我想做什么，只是凭感受入手。我 12 岁开始拉室内乐作品，14 岁那年有一天，我盯着地球仪，忽然意识到我听到过、拉过的所有室内乐，是住在同一个城市里的四个人写的：海顿、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那只是地球仪上的微点。我当时就觉得这太诡异了。打个比方，如果室内乐是练习三级跳，这四个人应该是起跳前的那几步。可是直到 1973 年，世界上四重奏的曲库主要还是欧洲人的天下。
当我开始听来自不同地方的音乐、不同乐器的演奏时，我能想象四重奏的音乐应该有无穷尽的可能性。事实上，每一位曾给我们写曲子的作曲家都各自截然不同。每个人都跟我说，给四重奏写曲子很是私人化。历史学家霍华德·津恩（Howard Zinn）一次跟我说：权力阶级恐惧艺术和艺术家，因为音乐家、诗人、画家们看世界的方式不一样……我想利用这种恐惧。音乐是与狭隘对着干的，它渗透于我们生活的每个缝隙，并不在我们控制之内。但愿我的听众们能有这样的反应：“我从来不知道竟有这样的声音！我想继续听下去。”
B：你现在还愤怒吗？
D：愤怒是其中的一部分，还有恐惧和伤心。10 年前，当我的小孙女出生时，我忽然意识到自己正式成为了一家之主，责任加重了，世界忽然显得更危险——我想保护我家里的小生灵。当我看到报纸上说美军将坦克卖给地方警察局的消息，我就对未来充满了恐惧。我会利用每一个机会去表达我的抗议。我知道世界各地人民对伊拉克战争的看法，这些看法，一般不出门的美国人是没办法看到的。去学会用各种不同的角度去看事情太重要，美国人有通行世界的护照，生来就应该至少去看 20 个国家的。我的孙子孙女们已经去过爱尔兰、加拿大，我希望他们将来能走得更远、更多。我不敢肯定，你到奥地利去，就能更了解海顿在乐谱上一个记号的意义；但视角的开阔，肯定会渗进你的音乐、诗歌或别的创造力当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