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流行歌曲
“我从未见过有人能像那个中国人那样唱歌，歌声充满了感情而直白。他在一种类似吉他的乐器伴奏下，唱了这首赞美茉莉花的歌。”1804年，一个叫约翰·巴罗(JohnBarrow)的英国人在他编写的《中国旅行记》（TravelsInChina）中，称《茉莉花》“似乎是中国最流行的歌曲之一”。根据我国音乐理论家钱仁康先生考证，《茉莉花》是“流传到海外的第一首中国民歌”。
其实早在1768年（清乾隆三十三年），卢梭的《音乐辞典》中就收有中国民歌《茉莉花》。
乾隆五十七年至五十九年(1792—1794年)，巴罗来到中国，任英国首任驻华大使马戛尔尼伯爵的秘书，有机会接触到中国民歌和民间器乐曲牌。 1794年，巴罗卸任，途经广州返回英国。在广州停留期间，巴罗与使团听事官西特纳（（Johann Christian Hittner）听到了《茉莉花》，非常喜欢，就把歌曲收入10年之后出版的《中国旅行记》中。
《中国旅行记》书中的《茉莉花》英译歌词，是该曲在欧洲最早的英文记载，此外，他在欧洲音乐史上最早对《茉莉花》采用五线谱记谱，使西方人能够开始传唱《茉莉花》。
巴罗版《茉莉花》的有趣之处在于，它的歌词是以广州方言来演唱的，西特纳用罗马拼音原汁原味地记录下了《茉莉花》的广东话发音：
“好一朵鲜花，有朝一日落在我家，我本待不出门，对着鲜花乐。
“好一朵茉莉花，满园花开赛不过他。我本待采一朵，但又恐看花人骂。” 巴罗在《中国旅行记》中(第315页)写道：
“这首歌朴素的旋律被西特纳先生记录了下来。据我所知，这首旋律在加上了引子、尾声、伴奏和欧洲音乐中所有花哨的技巧后，在伦敦出版了。只是这样一来，这首歌再也不是中国朴素旋律的音乐标本了。因此我还它以不加修饰的本来面目，正像那个中国人演唱和演奏的一样。”从这段内容看，巴罗版的《茉莉花》比当时已经在西方传唱的其他版本更接近原型。与其后中国出版的《小慧集》中的《鲜花调》歌词相对照，两者何其相似，旋律也大体相同。
巴罗的《中国旅行记》迄今尚未有中译本。2002年初，中国民族音乐学家冯光钰教授赴菲律宾，出席由亚洲太平洋(601099,股吧)民族音乐学会(APSE)召开的“亚洲新音乐理论研究”学术会议时，从台湾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黄一良处获得了巴罗在《中国旅行记》中刊载的《茉莉花》全部乐谱，如获至宝。
“通过他的传播,《茉莉花》在海外广为流传。”冯光钰这样评价巴罗的贡献。
《茉莉花》在欧洲不止有巴罗版本，1884年，比利时传教士阿里嗣在《中国音乐》中记录了《鲜花调》，二者虽然属于一个“母体”，但又带有各自浓郁的地方特色，这两个版本是《茉莉花》在欧洲流传具有代表性的两种版本，正如清朝来华传教士李提摩太所说：“许多同一名称的小曲曲调，旋律却完全不同，《茉莉花》有很多版本流传。”
《茉莉花》不仅风靡西方，与中国一衣带水的日本对它也十分追捧。郑锦扬在《日本清乐研究》中收录了日本聚奎堂书院于清光绪十年（日本明治17年，1884年）出版的《洋峨乐谱·抹梨花》：
“好一个抹梨花，好一个抹梨花，满园的花儿开，赛也不过他，本待要采一枝，又恐怕栽花人骂。”
南京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副教授徐元勇在日本获得了清光绪二十年（日本明治27年，1894年）出版的《明清乐之栞》，其中就收录了《茉莉花》，歌词与《缀白裘》中《花鼓曲》的前三段基本相同,只是将“茉莉花”放在第一段，与《小慧集》的歌词也相近，只是段序有变化，曲谱与巴罗版和江苏版的《茉莉花》大体相同，日本学校歌曲《茉莉花》（上田寿四郎作词），也是根据这个曲调填词的。
我国语言学家和作曲家、《教我如何不想他》曲作者赵元任是江苏常州人，1924年，在美国康奈尔大学读书时，将他在家乡听到的《鲜花调》配上钢琴伴奏谱,多了些加花装饰,定名为《鲜花》，就此把《茉莉花》带到了美国。1948年，我国作曲家、钢琴家丁善德在法国巴黎音乐学院学习期间，改编了《茉莉花》，将其收录进自己的钢琴曲《中国民歌主题变奏曲》，让更多的法国观众听到了来自中国的“流行歌曲”。
月亮出来了
月亮出来了。刽子手手持大刀砍向为求婚而猜谜失败的波斯王子，在杀气腾腾的气氛中，远方悠然地流淌出童声合唱《在东方山顶上有鹳鸟在歌唱》，旋律的灵感来自中国民歌《茉莉花》。
这是普契尼歌剧《图兰朵》开场第一幕，美丽而冷傲的中国公主图兰朵上场之前的场景。
巴罗的《中国旅行记》出版后的120年，意大利作曲家普契尼1924年创作了自己生前的最后一部歌剧《图兰朵》，讲述的是中国元代北京城里的一位公主图兰朵，为了复仇，她给各国求婚者提了个条件，谁能猜出她的三个谜语，就招他为驸马，并将皇位给他，如果答不出，就被砍头。这部三幕歌剧用《茉莉花》为音乐主题，使此歌更加风靡世界，成为代表东方中国的文化符号之一。
普契尼只是运用《茉莉花》最为有名的作曲家之一。在他之前，还有很多西方人在传播《茉莉花》，仅在19世纪末，就有大量的民歌集、歌曲选和音乐史论著里都引用了《茉莉花》，比如德国人卡尔·恩格尔1864年编写的《最古老国家的音乐》、丹麦人安德烈·彼得·贝尔格林1870年所著的《民间歌曲和旋律》、英国人格兰维尔·班托克的《两首中国民歌》、《各国民歌100首》、波希米亚人安布罗斯的《音乐史》等。
现在，人们很容易理解《茉莉花》的西传。音乐理论家钱仁康认为，在19世纪中叶以后，外国入侵、洋务运动使得中国民歌通过各种渠道西传有了更多的机会，“而《茉莉花》在西方的广泛传播，则得益于其自身的特点：一方面，它的五声音阶曲调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另一方面，它的流畅的旋律和包含着周期性反复的匀称的结构，又能与西方的审美习惯相适应。”就像班托克所说的，《茉莉花》“包含着同时能为西方人和东方人的耳朵所接受的优越性”。《茉莉花》的流传绝不是偶然的。
进入20世纪，《茉莉花》在西方进一步流传。钱仁康撰文说，1911年，英国作曲家班托克出版了《各国民歌一百首》，把《茉莉花》的钢琴伴奏写成一首二部卡农，并先后编入了《两首中国歌曲》、《七首中国歌曲》而广为流传。在美国，1922年博茨福德编的《各族民歌集》和1937年格林编的《各国歌曲集》都收入了《茉莉花》，显示这首歌已经成为中国民歌的代表。198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向世界推荐《茉莉花》，并将其确定为亚太地区的音乐教材，《茉莉花》更是被各国艺术家广为传唱。法国歌手米哈伊，具有极高的国际声望，是法国歌曲在全世界的使者，在她多次访问中国时，都唱《茉莉花》。在美国萨克斯演奏家凯利·金的动人乐曲中，他改编演奏的《茉莉花》长达8分钟，钢琴王子理查德·克莱德曼也演绎过清新活泼的《茉莉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