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穴、参军、抑郁——许巍成名前的那些事儿

许巍在西安一个厂区长大，母亲是老师，父亲搞科研。上初一的时候，许巍在电影《阿西门的街》中看到一种乐器，一下子被它的声音迷住了。初二那年，他妈妈的一个学生弹着这种乐器唱歌，这是他第一次看到真的吉他。许巍央求妈妈买一把吉他给他，他妈妈说，考上重点高中就买。

为了吉他，初三的时候许巍不再出去打群架胡混，最后虽然没考上重点高中，但好歹分到了厂区子弟学校成绩比较好的快班。高一，妈妈让朋友从上海给他买了一把“凤凰”牌吉他。

许巍开始到处学琴，一个体育教师教了他基本的音阶，然后又打听这一片有谁弹得好，就去找谁学。那时候他听了很多刘文正、邓丽君的歌，开始自己边唱边配和弦。

到了高三，许巍准备报考音乐学院，找了学校一个特别牛的音乐教师学乐理、学钢琴。许巍对钢琴实在是提不起兴趣，只学了车尔尼的“五九九”就不想学了。但吉他一直在练，那时候西安有个吉他大赛，许巍自己报了名，结果拿了个大奖。

拿奖之后就有好多走穴的穴头，还有文艺团体的人拉他去演出。许巍干脆放弃了高考，偷偷离家出走，跟着一帮大人全国到处走穴去了，因为年纪小，又是学徒性质，他每个月只拿25钱。

走穴的团体看似草台班子，还经常换人，但其实卧虎藏龙，因为有些专业团体的乐手也会偷偷跑出来赚外快，许巍跟着前辈学了不少东西。跟他一起走穴的还有后来名震摇滚圈的鼓手赵牧阳。

走穴途中，有一次一个新加入的歌手带了一盒“LIVE AID”的演唱会录像带（这可能是史上最伟大的演唱会，几乎集中了全世界最牛逼的摇滚乐队，《波西米亚狂想曲》皇后乐队最后的演出的就是这个），许巍当场看傻了，那时候才知道，哦，原来人家的音乐是这么做的。

走了一年的穴，许巍感觉有点累，也不知道以后怎么办。1987年10月他从武汉坐火车回西安，上车前买了一盒《We Are the World》的专辑，那张专辑他听了很久。

回到西安，在一位一起走穴的前辈指点下，许巍去当了文艺兵，那位前辈给省军区的军乐队做过辅导，他说，不考大学，去当个兵也是一条出路，而且是文艺兵。因为之前离家出走，高考也没考，许巍跟父母关系紧张，当兵可以给他们一个交代。

进了部队，许巍才发现，文艺兵并不比普通兵轻松，只有要汇报演出的时候才排练，平时在连队里该干嘛干嘛。许巍被分到通信连，负责看守设备，他把吉他摆在机器的背后，领导不来的时候就开始练琴。轮到站岗的时候，旁边没人就拿出一本和声学的书偷看。

回到宿舍，许巍就是练琴，因为住在顶楼，夏天特比热，许巍光着膀子，头顶一块毛巾，脚底下踩着一盆凉水。只要没事，一天十个小时地练琴。

当了一年多兵，部队有保送第四军医大学的名额，军内招生是很难得的上大学的机会，但许巍推掉了，那时候他听到了崔健的歌，只想着早点退伍出去组乐队，搞摇滚。

后来领导说你不上大学也行，这一年可以调过来。后来许巍就去了军医大学宣传处了，专门管乐队排练，还教了一个吉他班，有两百多号学员。偶尔也帮管弦乐队遍个曲，《小白杨》啥的。

不久，崔健来西安开演唱会，吉他班学员都喜欢崔健，许巍帮整个军医大买了400多张团体票，然后一起去看了演唱会。演出现场的狂热气氛让许巍热血沸腾，这更坚定了他要搞摇滚的决心。当天狂热的人群中还有一位西安的文艺少女喊劈了嗓子，她叫闫妮。

1990年底从部队复员后，家里给了许巍6000块钱，这是所有的积蓄了，许巍立马去了广州，准备买把电吉他。那时候西安没卖这玩意儿，广州一把琴也标价8000。许巍天天去店里看看摸摸，最后老板以4700的进价卖给了他。

买回电吉他后，许巍组了乐队，那时候乐队还不叫“飞”，平时排练，晚上去歌厅演出，赚点小钱。91年呼吸乐队从北京过来交流，原来一起走穴的赵牧阳在呼吸打鼓，介绍许巍认识了曹钧。有天晚上，曹钧拿着许巍的琴，在台上跟键盘手说，两个和弦，一个A一个D，然后一个人玩儿了有四十分钟的独奏，就这两个和弦，但是在不停地变换，一下子把许巍看傻了。当晚就跟着曹钧学怎么即兴，曹钧教完后告诉他，你应该去创作，弹自己的音乐。

之后唐朝也过来西安，老五又教了许巍很多吉他的技巧，包括怎么练习重金属，怎么理解摇滚乐等等，许巍那时候如饥似渴，进步特别快。

因为要维持生活，许巍带着乐队去福建走穴，那时候石狮、晋江歌厅比较火，收入也高。一个乐手在一个好的歌厅，一晚上挣七八百、一千块都很正常。

在歌厅就是每天晚上从八点干到凌晨三四点，然后喝一夜的酒，接着就睡觉，有时候醒来都转天晚上六七点钟了。那种生活日复一日，许巍觉得特别没意思。

有天许巍在街上逛的时候买了一盒黑豹的磁带，回去一听，又被震住了。窦唯的歌太好了，没想到北京已经有人做到这个地步，再看看自己在这儿干的什么事儿，许巍坐不住了，坚决要回家。乐队所有人都特别反对，都觉得出来挣点儿钱不容易。

许巍还是回去了，也有人说，他是被老板开掉的，因为乐队在台上演出的时候，他把电吉他关掉，偷偷在练琴。

干音乐的朋友都在南方走穴赚钱，没事可干的许巍就在家里待着，开始写歌。父母看了很着急，他爸跟他吵了好几回。他跟父母说，你们不要管我，我只要有口饭吃就行。父母不理解，觉得他想干的事太渺茫了，但是许巍执意要做，他们也管不了。

1992到1993年，窝在家里一年的许巍写了不少歌，第一首是写给女朋友的《Don’t Cry Baby》，也就是后来改名后被田震唱火的《执着》。

期间许巍给南方的同伴打过几次电话，跟他们说过回来搞乐队的事，搞真正的摇滚乐队，唱自己的歌。那时候很多北京的摇滚乐队都火了，有名有利，这对那些在南方漂泊的伙伴是有吸引力的。不久后，那帮人纷纷从南方回来，许巍给他们弹唱了自己写的歌，一开始还有点不好意思，但听完大家都觉得特别震惊。1993年6月， “飞”乐队正式成立，成员都是西安最好的乐手。

乐队在其中一个成员家里排练，怕吵到邻居，拿棉被把门和窗户全部蒙上。大家都没有工作，南方回来的伙伴手上多少有点钱，许巍每天跟家里要两块钱买碗面吃，烟就蹭队员的，每天排练完骑自行车回家。那时候他想，要是以后每天能吃四块钱的羊肉泡馍，每天能抽万宝路就好了。

乐队从夏天一直排到了冬天，将近半年的时间排了七首歌，都是许巍写的。12月，乐队在西安外语学院参加了一个演出，这是飞乐队第一次公开表演。那晚有四支本地乐队，1000多人的场地，挤进来3000人，演出非常轰动，演完大家都懵了，没见过这么热烈的场面，没想到那这么受欢迎。那天许巍女朋友也在台下，听到《Don’t Cry Baby》泪流满面，她是军校毕业的军官，是许巍的战友。

飞乐队很快在西安出了名，去成都演出过，还参加西北摇滚节，接受过日本杂志采访，有阵子确实很风光。但这种风光也没法变现，乐队排了半年，大家没有收入，只能再去歌厅表演，西安的歌厅不像南方，价码没那么高，而且许巍的原创歌曲在校园受欢迎，在歌厅根本没人要听，老板还是让他们唱张学友，许巍非常郁闷。

这时候有乐队成员的老妈找过来了，脾气不大好，冲许巍说：“我儿子能跟你干嘛？跟你一样，成天窜来窜去的，你能给他们什么？给他们钱？给他们利？你不也没出名？你们什么时候才能出名？”许巍说我没想过。她更生气了：没想过你还组乐队干嘛？

1994年8月的某天，许巍一觉醒来，再也找不到他的伙伴了，他们都跑了，又去南方歌厅赚钱了。成立一年多的飞乐队就此解散。

许巍回到了原来的生活状态，每天在家无所事事，郁闷之中写下了《两天》，歌词中说：“我只有两天，一天用来出生，一天用来死亡。。。一天用来希望，一天用来绝望。”“我想飞，还是飞不起来。。。”

之后有个电台的朋友请他一起搭档做DJ，每天推荐一些西方摇滚歌曲。许巍去做了几个月，但只有在介绍到自己喜欢的歌曲的时候才比较开心，比如U2的，涅槃乐队的。很多时候，他也不知道该聊什么。有次已经出名的郑钧回西安做节目，在他和电台朋友的鼓动下，许巍决定去北京试试。

到北京先去了正大，但正大不签他这样的歌手，然后才去了红星。去红星那天，屋里正放着涅槃乐队的歌，许巍一下就觉得这个公司不错。红星老板陈健添是香港人，原来是beyond的经纪人，当时签了田震、郑钧、小柯，眼镜蛇等，实力确实不错。

红星一开始只跟他签两首歌的约，就是《两天》和《青鸟》，许巍第一次进录音棚还挺兴奋，戴着耳机在棚里面唱歌，声音那么清楚。

当时红星的监制程进问许巍想找谁合作，许巍就点了曹钧，因为老曹教过他吉他，然后就是老熟人赵牧阳，又点了给崔健弹贝司的刘君利，都是大牛货，程进居然都把他们叫来了。这些顶尖的乐手都很有个性，先要看看东西怎么样，太烂绝对不做，丢不起那个人。他们听完许巍的小样都说很不错，然后就跟他一起排练，给他伴奏，在棚里录了歌。两首歌收在合辑《红星壹号》《红星3号》中。

录完歌许巍回了西安，95年4月，红星寄来一份合约，许巍激动坏了，这回是唱片合约，也就是签他这个人了。许巍看了一眼合同，连律师也没找就签了，签完去了北京。

在北京许巍住在公司里，那时候红星很热闹，每天各种大咖来来往往，许巍关在小屋子里弹琴写歌准备专辑，然后随时可以跟各种牛人交流，比如新宇、詹华、姜弘、王菲前男友栾树等等。栾树从黑豹出来后天天在红星社旁边的马场练骑术，许巍经常找他玩。那段时间许巍过得很快乐。

1997年，许巍的第一张专辑《在别处》发行，虽然业界口碑很好，但市场反响很一般，公司说是只卖了8万张。那段时间很多人离开了红星社，老朋友也忙自己的事很少来玩了，公司只剩许巍和总经理两个人，唱片卖的不好，许巍没有什么收入，原来公司做饭的阿姨也走了，许巍又回到了从前在西安的那种窘迫状态。

在写第二张专辑《那一年》的时候，许巍生活已经是非常惨，在西安至少可以在家吃饭，在北京，他吃了上顿没下顿，有的时候朋友叫他出去玩，他只能跟朋友说： “我身上钱很少，去了你那，我就回不来了。” 98年他回西安跟女友结了婚，两家人吃了个饭，妻子回部队工作，许巍又回来北京筹备第二张专辑。

99年录制《那一年》的时候，红星已经不行了，录音的很多事情是许巍自己搞定的，由于生活非常不顺，这时他已经患上抑郁症，每天要吃抗抑郁的百忧解勉强维持状态。录完专辑，许巍的合约也快到期了。这时候唱片后期都没做完，但他在北京已经呆不下去，病情很严重，于是回了西安。

那时候许巍的状态是一听音乐就兴奋，一兴奋浑身更难受，病情就加重，最严重的时候差点就跳楼了。在家里的时候得有人看着，不能听音乐，不能弹琴。后来父亲陪着他去跑步，慢慢有些好转。那段时间，郑钧经常给他打电话，叶蓓也总问他需要钱吗？许巍说不要。当时许巍想转行，甚至是去开小卖部，只要不做音乐就ok。

西安待了好几个月，2000年八九月的时候，，宋柯给许巍打了个电话，让许巍到北京给叶蓓的专辑《双鱼》做制作人，一方面还是希望他继续做音乐相关的工作，另一方面也让他有点收入。由于之前答应了叶蓓，许巍带病又去了北京。

因为续约的事情没谈成，许巍跟红星就掰了。之前录的专辑《那一年》公司草草在香港做了后期，然后在许巍不知情的情况下，推向了市场。虽然还是卖得不好，在专业圈子口碑依旧不错，而在摇滚爱好者圈子里，这张专辑备受推崇，越来越多人认识了许巍。

在北京给叶蓓做专辑做了小半年，2001年初许巍又回到了西安，通过药物和工作，他的状态好了很多，有一次他跟妻子在钟楼附近散步，在地下通道听到有人在唱歌，旁边围了一圈人，他凑过去一听，唱的全是他的歌。想到自己的歌还有人唱，心里还是很触动。之后很多北京朋友打来电话，让他回去做音乐。老朋友詹华还帮他打听新的唱片公司。2001年11月，许巍签约百代旗下的艺风音乐，彻底搬到了北京。

2002年12月，许巍发行了第三张唱片《时光·漫步》，一炮而红。专辑中的《蓝莲花》、《礼物》、《时光》、《完美生活》首首经典，尤其是《蓝莲花》成了那时响遍大街小巷的大热金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