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两篇，都是2013年时，为了生祥《我庄》所写。
第一篇是刊于《南方都市报》，当时每周末都会有关于乐评的专版专栏，现在想起来真的恍如隔世；另一篇则是写给《人物》杂志，曾有一段时期我也在人物杂志上写了很多关于音乐的稿子，认识了《人物》很多厉害的记者、编辑，包括后面写出了很多大稿、特稿的那些朋友，是纸媒时代最后的荣光了。那时候，生祥已经像是一个老朋友，来演出时我们常会在舞台下聊着天（用我们的方言客语）。翻看这些文章的评论区时，看到有一句“差评，肯定会有南方系来捧”，对，我们就是南方系，你怎地。
《当林生祥插上电》（原刊于《南方都市报》，2013年）
“假如你今年只打算买一张台湾CD，请务必把这个名额留给林生祥。”马世芳在林生祥的《我庄》推出之后，发了这么一条微博。他或许忘了，两年前生祥推出《大地书房》时，他也说过一模一样的话。
上周和大大树的钟适芳女士见面（交工乐队及林生祥过往的专辑一直由大大树制作并发行，但《我庄》有钟适芳参与制作，而由风潮发行），我丝毫不掩饰地说：能和生祥生于同一个时代，见证他不断超越自己，真是一件无比幸福的事情。对不熟悉生祥的朋友，我总会用“台湾的鲍勃·迪伦”来形容，他们最早都以抗议歌手的姿态出现，如变色龙一般挑战着音乐的可能性，你永远猜不到他们在下一张专辑里面会变出怎样的戏法。而《我庄》区别于过往生祥的专辑，首先在于电吉他、打击乐的广泛使用。促使他插上电的原因是2011年的北京草莓音乐节，因为隔壁舞台同时表演的摇滚乐队音量太大，把他的声音都盖过去了，使得他暗暗下了决心，回到台湾后立马找来打击乐手吴政君，合作多年、向来以原声吉他见长的大竹研也拿出了他压箱底的电吉他，再加上制作人Wolfgang的手风琴、口风琴、木鱼等，以及客座乐手的键盘、胡琴，一支全新的“生祥乐队”便出炉了。这就是《我庄》诞生的背景，是否和鲍勃·迪伦1966年在皇家亚伯厅里那一声被载入史册的“犹大”、以及史诗般的《Like A Rolling Stone》也很类似呢？
在过往的创作中，林生祥总是强调节奏。但节奏并不是简单地通过节奏乐器“动七打七”来表达，它是通过吉他的切分音、贝斯的Shuffle以及从北非音乐、爵士乐中吸收的丰富的节奏型来达到的。而《我庄》里出现了久违的打击乐，这种感觉就像少林寺的武僧先是腿上绑着沙包、肩上挑着水缸，几个月后结束这负重练习，然后人人就都健步如飞。因此，在打击乐和电吉他的参与下，同名曲《我庄》一片欢腾，“春有大戏唱上天”，“割禾种烟又一年”；专注农村教育问题的《读书》则透出了田间、私塾、子路等无穷的意向，犹如壮阔的交响曲；《仙人有庄》以大竹研的电吉他领衔主演，给我们展示了一个东倒西歪的、有如济公一般的形象；以及将近8分钟长度、说唱念打、微型歌仔戏的《阿钦选乡长》，一首关于台湾黑金政治蔓延到农村的黑色幽默歌史。除了这些热热闹闹的歌，我还钟情于《seven-eleven》这样《种树》式的对乡愁之咏怀，生祥用特制的六弦月琴和电吉他一起制造出缠绵悱恻的声场，以村口的那家7-11便利店为基点，从中窥探全球化下的“新式乡愁”。“有Seven-Eleven真好”，你似乎不敢相信这句话系出自把“WTO Outside”、“核电归零”口号贴在自己琴上的那个人。
另外，值得听者注意的是，《我庄》作为林生祥的第七张专辑，依然延续了他“做专辑”而不是“凑专辑”的思路。这是从交工时代就延续下来的传统，但在《我庄》里又被上升到了另一个高度。《我庄》论概念之完整、主题之鲜明、内容之深刻，让今年的所有流行音乐专辑黯然失色。
有大戏唱上天，割禾种烟又一年（原刊于《人物》杂志，2013年）
2007年，第十八届台湾金曲奖，一位穿着黑色T恤、带着金丝眼镜、看上去一表斯文的男子连续两次上台、两次拒领主办方颁发给他的“最佳客语歌手奖”和“最佳客语专辑奖”。在“拒奖宣言”中，他说，以语言作为音乐奖项的分类，表面上是为了保护各语种、各族群的独立创作，实际上却是把少数语使用族群进一步地边缘化，这种狭隘的思维正在伤害在台湾的音乐。这是金曲奖创办以来第一位拒领奖座的得奖者。第二天，诸多媒体以“客语歌手呛声金曲奖”为题大肆渲染，让许多人才逐渐知道林生祥这个名字。岂不知，早在2002年时，林生祥和他的交工乐队就凭借着专辑《菊花夜行军》击败了如日中天的五月天，获得了最佳乐团奖。关于林生祥，台湾乐评人马世芳曾有这样的评价：“若你问我，当今台湾最重要的创作歌手是谁，我会毫不犹豫地说，林生祥。我只想说，能够亲眼目睹他一次次跨越自己设下的高标准，能和他共处这一时代见证这一切，我着实以此为荣。”而在2013年5月的最后一天，林生祥推出了他的第七张作品《我庄》，其限量预售版在“博客来”上开卖几天立即被抢光，作为一位坚持以客家话创作和演唱的歌手，林生祥的音乐到底有怎样的魔力，使其能够打破语言的桎梏呢？
林生祥的音乐创作以“反美浓水库运动”和“交工乐队”为起点。1991年，台湾国民党当局拟斥资1100亿新台币在高雄县的美浓兴建水库，遭到当地乡亲们的强烈抵制。除了传统意义上的拉布条、砸鸡蛋等抗议方式，是否还有其他管道让外界听到自己诉求？于是，1999年，在反水库运动达到最高潮的时候，林生祥以“交工乐队”为名（交工，指的是农忙时节里原本隶属于不同生产单位的农民们结成“交工班”，轮流到各家地里集中劳作），把美浓乡亲们在游行集会时高唱的“水库係筑得，屎嘛食得”等运动歌曲，用精致而有韵味的改编，炮制出《我等就来唱山歌》，透过这张专辑的发行来争取美浓以外、特别是台北、高雄等城市民族对美浓的同情和支持。就这样，《好男好女反水库》等成为脍炙人口的曲目，每逢集会、宣讲等场合，林生祥和“交工乐队”一起都会带领乡亲们一起高歌，提振士气。2000年，时任台湾领导人陈水扁终于宣布美浓水库停建，林生祥也被写入了台湾的音乐史和运动史。在打响了第一枪后，林生祥开始更深入地反思农村问题，尤其是在迈入21世纪后，在美国经济衰退、内地制造业等内忧外患下造成的台湾国际竞争力不断下滑，使得台湾经济神话开始破灭，当初那些抱着“台北梦”的农村青年纷纷失业而引起返乡大潮的情况下，单纯的喊出“吃台湾米，救台湾农业”的民粹主义口号根本无济于事。
这时，同为美浓的同乡、美国佛罗里达大学社会学硕士、客语诗人、美浓爱乡协进会的创办人钟永丰在林生祥音乐中所扮演的角色显得更为重要。钟永丰丰厚的社会运动经验及对三农问题的敏锐观察，以及他承接了《诗经》的出色四言诗、客家山歌中常用的传统七言诗功底，让林生祥的歌词显得生猛有力。2001年，交工乐队的《菊花夜行军》成功塑造了从城市里打败仗回来的青年花农阿成的形象，写出了全球化大潮下的台湾农村无可奈何的衰败；随后交工乐队解散，林生祥和钟永丰写出了客家劳工的都市漂泊悲歌《临暗》；《种树》为钟永丰赢得了金曲奖“最佳作词”的认证，这是一张充满了浪漫与哀愁的农村白描画；《野生》里讲述的是客家女性生老病死的全过程；《大地书房》则以台湾客家籍作家钟理和（1915年12月15日－1960年8月4日，代表作《原乡人》）的原作为主题，并加入了钟理和之子钟铁民、钟铁钧一起完成专辑的词作，因钟理和作品的本就着力书写整个时代的巨幅变革，无论是关乎社会运动的抗争、农村的风土人情、客家妇女的爱和怒都和林生祥音乐主题吻合。除了在音乐内容上的深度和广度，林生祥之表现手法亦广受推崇，他广泛地吸收了美国音乐中的蓝调色彩、非洲音乐中的节奏以及爵士乐里的摇摆元素，将其融入对客家民谣的全新见解中去。同时他对演奏的乐器也进行了别出心裁的改造，他用三弦的调弦法演奏吉他，用吉他的声响打造月琴，这使得他的音乐充满了融合之美。
许多乐迷一路追溯林生祥，是因为你永远不会猜到他在下一张专辑里面会变出怎样的戏法。在《野生》之前，他一路都在做减法，最终剩下了他和日本吉他手大竹研的两把吉他。此后他开始重新做加法，《大地书房》加入了爵士贝司手早川彻，而《我庄》里他找来了台湾鼓王黄瑞丰的弟子吴政君，制作人Wolfgang也在一边加入了手风琴、口风琴和诸如木鱼等小打乐器，此外还有客座乐手演奏的键盘、胡琴，当然，最重要的是：林生祥的音乐终于出现了电吉他。在他过往的音乐里，原声乐器里一直都是主角，而据生祥自己所说，20年前，姑姑曾送了他一把芬达电吉他经典款“Stratocaster”，但自成为职业音乐人之后，他再也没有在上台演出时用过电吉他。促使他重新插上电是因为2011年5月的北京草莓音乐节，林生祥是演出第一天“台湾舞台”的压轴表演者，可当他登台之时，隔壁舞台的乐队声响实在太过大，把他的木吉他声音都压过去了（同一时间里，“过载舞台”是扭曲机器，草莓主舞台是何勇），这使得他非常火大，决心回台湾后要招募一个打击乐手，再把尘封多年的电吉他拿出来，以便在往后的类似场景里不落下风。因此，《我庄》的诞生也就带有这样的戏剧色彩，你忍不住把它和鲍勃·迪伦的《重访六十一号公路》（Highway 61 Revisited）相提并论。从那张专辑起，迪伦成为了民谣音乐里的叛徒，他的巡演夹杂着嘘声和叫骂声，包括1966年在皇家亚伯厅里那一声被载入史册的“犹大”和史诗般的《像一块滚石》（Like A Rolling Stone）。
而从《我庄》第一下的电吉他声开始，也仿佛预示着这是一张里程碑式的专辑。久违的打击乐赋予了整个村庄一片欢腾，电吉他如点睛之笔绘出了希望，钟永丰的七言句依然精彩，“春有大戏唱上天”，“割禾种烟又一年”，你仿佛能看到村子里男女老少那一张张的笑脸。《草》的和弦和上张专辑中的《山精尧新华》极像，早川彻的贝斯彷如和之前无异，连过门都好似同出一撤，但因为打击乐和电吉他的参与，你听起来更像是一首广义上的民谣摇滚作品，间奏中电吉他哇音像美式的布鲁斯高手。但以上的电吉他其实均来自大竹研而非由林生祥所演奏。作为林生祥和万芳的御用吉他手，大竹研向来以细腻的原声吉他演奏见长，但2006年他曾在“The Wall”一次伙同林生祥的演出里，用电吉他演绎交工乐队的名曲《县道184》《夜行巴士》，让现场观众大呼过瘾。而此番乐迷们在专辑中得以欣赏他的电吉他演奏，亦可感受他如何把这件看似飞扬跋扈的乐器调教得情深款款。生祥此番则继续他的月琴改造。月琴作为中国的传统弹拨乐器，从一条弦到四条弦不等，音色清脆柔和，多用于戏曲的说唱伴奏，也常在乐队合奏中担任旋律部分的主要角色。在京剧里，月琴和京胡、二胡列为“三大件”之一。而在台湾，月琴也是歌仔戏、民谣说唱艺人必不可少的装备。为了录制《我庄》，林生祥请台南年轻造琴师刘志伟为其打造一把独一无二的六弦月琴：月琴琴箱、古典吉他指板、民谣吉他琴头、音箱开孔在下方、下压式琴桥以方便安装拾音器。这把六弦月琴便拥有了传统的音色和快速的声响反应，同时也兼具了六弦吉他的标准泛音。请听《seven-eleven》，前奏最开始的和弦分解，带着民乐器特殊的紧张感，又带着西式弦乐器的和声演奏方式，搭配着后头缠绵的电吉他，尽显六弦月琴独树一帜的风格。
有了编曲上丰富的可延展性，生祥的音乐内核更显如虎添翼。现代化下的农民与农村的疏离——这是林生祥歌里多年来不变的主题，而《我庄》探讨的角度更侧重于人与自然的关系。以《草》举例，在除草剂被大量使用之前，农民们并没有这么恨草，它甚至是每家每户所牵着的那头水牛的最爱。但在急功近利的农会及相关利益链的思想灌输下，草被视为农作物不共戴天的敌人，农药的投放量永无上限地逐年增加，结果便是“越洒越毒，药厂农会赚饱肚”。如钟永丰所说：“农民本该是农村生态系统的最佳守护者与诠释者，他们的只是传统中本就有一套关于作物、土壤与生物间相互滋养又彼此抑制的操作手法，现却无异于工业人了。”但林生祥又并非一味地抗拒现代文明，在《seven-eleven》里他又温柔地唱出“上山下海又包山包海，有Seven-Eleven真好”，以村口的那家7-11便利店为基点，从中窥探全球化对农村带来的积极一面。这也好比梁文道对于麦当劳的评述，“麦当劳是陌生环境中唯一一个不陌生的地方……食物是一个人身份认同的核心……而麦当劳作为一个外来的异质元素，竟然成功打进这个核心，让全世界好几代人把她当成自己的家”，林生祥也把7-11称作是“新的故乡”。同时我也特别推荐《阿钦选乡长》，这首接近8分钟长度的歌曲有大量让人啼笑皆非的念白，把台湾黑金政治在农村的影响力勾勒得活灵活现。此外《课本》《读书》这两首关于农村教育问题的歌曲也振聋发聩。因此，如果你想了解当代的农村，就请不要再以泛人道主义者的眼光远远地看着他们。农村并非存在于你的臆想和隔岸观火里。请顺着林生祥的音乐，穿过一扇门，从这里读懂最广袤的土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