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时期的音乐文化生活虽已贫乏到了极点，人们的听、看、唱（自娱和娱人）都是围绕着“样板戏”在打转转，偶尔也有些具“文革”特色的“语录歌”及“革命历史歌曲”的翻唱，但“样板戏”在音乐上确实做足了文章。先是加进不同的乐器，加进合唱，进而加上交响乐队，再后来整出戏《红灯记》的主要唱段都可以用钢琴来伴奏了。现在想起来都有些不可思议。钢琴伴唱《红灯记》是由中央乐团、中国京剧院集体创作，于1968年7月1日首演。它的特点是以钢琴为京剧“样板戏”的唱腔伴奏，在钢琴与中国传统乐器锣鼓及京剧唱腔的结合上比较融洽，在形式上极富新意。客观、公允地说，这些作为，确实算是成功的。在这部作品取得成功的基础上，便有了创作钢琴协奏曲《黄河》的动议。
1969年，钢琴协奏曲《黄河》问世了，关于它的版本、署名等著作权问题，虽然后来时有纷争，但当时的署名则是“中央乐团集体创作”。这是一部波澜壮阔的中国大型现代钢琴作品。
由于历史的原因，更由于其本身的艺术成就，钢琴协奏曲《黄河》在中国普通听众中的普及程度，迄今还没有任何一部其他的中国钢琴作品可与之相提并论。在国际上，它也是唯一一部曾经反复上演并流传于世界各地的中国钢琴作品。
这部作品是根据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写成的，共分四个乐章：一、黄河船夫曲；二、黄河颂；三、黄河愤；四、保卫黄河。创作中，努力贯彻“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虽大量运用了欧洲经典钢琴协奏曲的表现手法，但结构则采用的是典型中国传统的启、承、转、合的组曲形式，而没有用西方传统的奏鸣曲式和三乐章结构。初稿写成后，经向“工农兵代表”和各界人士征求意见，在第四乐章《保卫黄河》里，当乐曲高潮出现并接近尾声时，为了象征mao、***Leader的抗日战争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创作者又绞尽脑汁加上了《东方红》的旋律；为了表现将革命进行到底，最后解放全人类的伟大胸怀，还加上了《国际歌》的部分旋律。这虽是一种极庸俗的、试图用音乐来图解政治口号（这是音乐创作之大忌）的做法，但由于创作者的精心构思、巧妙安排，倒还比较自然、贴切。另一个原因，恐怕也正如本节开始时所论述的那样，人们在一种没有功利心的、近乎虔诚的、将艺术创作视为政治任务的状态下进行工作，反倒会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1970年元旦，这部作品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首演，由殷承宗钢琴独奏，李德伦指挥，中央乐团交响乐队协奏，获得了极大的成功。演出结束后，zhou等中央Leader上台接见演员，并举臂高呼：“星海复活了！”
“文革”结束后，钢琴协奏曲《黄河》连同“样板戏”等“文革”产物逐渐停演。直至80年代中期，首先在海外舞台，慢慢蔓延到国内，这部作品又悄然地回到了人们身边，流淌进人们的心田。千百年来，黄河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哺育了这里的人民，滋润了这里的山川。而半个多世纪以来，《黄河大合唱》、钢琴协奏曲《黄河》，激励着一代代中国人不畏艰难困苦，为实现心中憧憬着的美好未来而不懈追求。
钢琴协奏曲《黄河》在中国艺术舞台上的沉浮
钢琴协奏曲《黄河》，是根据冼星海声乐作品《黄河大合唱》改编、由殷承宗等五位作曲家集体编曲、殷承宗钢琴首演、我国于1969年推出的音乐作品，在“文革”中被规定为八个样板戏之一而在舞台上红极一时。
实事求是地说，钢琴协奏曲《黄河》与小提琴协奏曲《粱祝》都是中国交响乐的里程碑式的音乐作品，这是不可否认的。但《粱祝》是以民间爱情故事为题材，内容的人性化成分很浓，其揭示的主题与动机、以及旋律流传的广泛性和历史传诵的久远性之原因，故该曲更容易被人们接受。而《黄河》是以抗日战争为背景题材，主要是讴歌中国人民在***的Leader下所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民族抗日战争历程，作品中加进了《义勇军进行曲》（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东方红》及《国际歌》的主题旋律，具有浓厚的政治性，而又将政治与艺术达到了较完美的统一；加之乐曲的主奏乐器是钢琴，又是“文革”八个“样板戏”之一，而我国听众相对来说则更喜欢小提琴，故后者在国内听众的广泛性不如前者。但《黄河》在国际音乐界，实际上与《粱》所享盛誉不相上下，都是我国交响乐最成功、最叫板的优秀曲目！
“文革”结束后，殷承宗作为该作品的第一作者、又是演奏者，被戴上“文革红人”的帽子受到不公正待遇，无奈之下，殷承宗于80年代初带着他的这一《黄河》协奏曲谱离开了中国，到美国定居。在美国，他以该曲为保留曲目进入了音乐界，在各种音乐会中，他的《黄河》是作为保留曲目为条件而参加的。当该曲逐步在欧美西方国家演出之后，人们震惊了，音乐专家震惊了，世界著名乐团震惊了——中国竟然还有如此艺术高度的音乐！叹服啊！西方人没有因为该作品是歌颂***、有人民共和国的国歌、甚至有已超过百年的《国际歌》主题旋律而拒绝，他们客观地评价、心悦诚服地接受了这部来自东方的红色中国之音乐作品。就这样，《黄河》真正走出了国门、走向了世界，为中国交响乐在世界乐坛上争得了她应有的地位。
然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国内对该作品却正在大力鞭挞，因为是“文革样板”，似乎就应该打入冷宫，偶有演出，也多是用“石叔诚版”（即第四乐章中之“东方红”版改用“黄河颂”版，后来人们将“东方红版”称为“殷承宗版”，而将“黄河颂版”称为“石叔诚版”），引起了听众的迷惑及音乐界人士的置疑，以至于某些在“文革”中受压制、后来复出的钢琴家却使人们大失所望。然而更使国人既不理解却又习以为常的是，当国际音乐界在为《黄河》大加赞赏的同时，我们却把她当作“文革”毒草而百般凌辱，就如同“文革”中把千千万万优秀艺术作品当作毒草来批判如出一辙——这，就是国人之习惯思维定势造就的无数悲哀之一。
与此同时，国内在90年代初陆续出现“文革样板戏”复出热，许多人抛开了那些作品产生的历史背景等问题，仅管从艺术角度进行欣赏。于是，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京剧《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等剧目不顾来自某些方面的压力，陆续开始了复排上演。
尴尬已经形成，国家文化部对上述现象保持了低调，但音乐界对《黄河》在国际上得到的盛誉已经引起许多人的注目与深思。1993年在纪念毛**诞辰100周年之际，文化部与中央电视台多次派人与殷承宗联系，恳请他回国参与纪念活动的演出盛典。就这样，殷承宗当年酸楚地带着《黄河》被迫出国，而今却受到贵宾般的礼遇被邀请回国做了几场演出。
值得欣喜的是，当时代的步伐已经跨入新世纪，当中国人已经更加不愿看到政治与艺术强行联姻带来的种种悲哀之后，当开放的中国看到了外部世界更多的绚丽色彩之后，我们已经对自己思维定势中的糟粕开始了反思与摈弃，如今的人们已经能够以平和的心态来看待过去，去理直气壮地欣赏自己喜爱的艺术，其中包括对《黄河》（两种版本）的欣赏，而不管其作品的历史渊源等令人心烦的干扰因素——这正是艺术百花园孕育百花齐放所需要和应有的社会氛围与土壤。
这是首次演出视频下载
是应承宗六七十年代的版本，估计是首演，周总理说“冼星海复活了！”的那一次，真的很难得的。
喜欢钢琴的，和喜欢黄河的朋友千万别错过了。
殷承宗一九四一年生於中国南方，七岁开始学习钢琴，九岁首次演奏，十二岁就读上海音乐学院附属中学。一九六零年到苏联列宁格勒音乐学院深造。
一九五九年，他在维也纳世界青年和平友谊节的钢琴比赛中获金章奖，其后在一九六二年柴可夫斯基钢琴比赛中蠃得第二名。他对乐曲了解透彻，技巧卓越、感情丰富细腻，瞬即获得莫斯科乐迷的热烈欢迎。
殷承宗在一九六五年成为北京中央乐团的钢琴独奏家，其后更与各国著名乐团合作演奏，其中包括费城交响乐团（在其访问中国期间与殷承宗合作）、维也纳管弦乐团、莫斯科管弦乐团及列宁格勒管弦乐团。曾和他合作的指挥包括尤金·奥曼狄、克劳迪奥·阿巴度、马而科姆·沙尔金、岗格拉辛而、赞臣斯等。
在到美国之前，殷承宗曾在很多国家举行无数音乐会，其中包括苏联、japan、奥地利、罗马尼亚、芬兰、北韩、阿而巴尼亚、千里达、英属圭亚那、委内瑞拉及苏丹。他曾灌录十多张唱片，包括著名的《黄河协奏曲》，他在中国及苏联的五套电影中曾演奏此曲及其他乐曲。他又将中国传统古典和民间乐曲改编创作成钢琴曲。近年来他又为TW、韩国、香港等唱片公司录制了多张中外钢琴曲的唱片。
一九九零年一月，殷承宗在卡奈基音乐厅独奏演出，盛况空前，又一次获得乐迷热烈赞赏。他亦在三藩市举行演奏会，另在纽约市爱丽斯·桃蕾厅及波士顿哈佛大学等地演出。殷氏亦经常与各乐团同台演出，其足足迹遍及美国各州。一九九二年一月他重返香港。同年二月赴苏联演出，节目包括在莫斯科音乐学院演奏厅与莫斯科管弦乐团合作，另在圣彼得堡（前称列宁格勒）金蒲拉厅及宫殿厅与圣彼得堡国立室乐团演出。殷氏亦将在圣彼得堡演奏厅及明斯克音乐厅独奏演出。此外，亦於明斯克音乐厅与白俄罗斯管弦乐团同台演奏。
殷承宗於九二至九三年，曾和美国罗省管弦乐团同台演奏一场《黄河》钢琴协奏曲，及以钢琴独奏家身份和丹佛室乐团合作演出。他被选为於九三年九月在中国电视网络世界性广播三十五周年志庆中演出的杰出中国演艺家之一。是次演出为殷氏自八三年以来重临中国献艺的首次，受到热烈赞赏。
在九三至九四年，殷氏将继续穿梭各地举行音乐会，携手演出的乐团包括美国罗得岛管弦乐团、阿拉斯加州非凡交响乐团、科罗拉多州普韦布洛市交响乐团等，并会在纽约卡奈基音乐厅举行一场独奏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