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似于《得不到的爱情》这样“民国风”歌曲，我们经常在各大综艺节目中看到。这些民国歌曲能在今天的流行音乐领域占有一席之地，是节目组刻意的老歌新唱？还是歌曲本身具备能够穿越近百年时光的实力？让我们回到民国，一探究竟。
其次，从城市物质基础来说，上海当时各式饭店、酒吧、咖啡馆、夜总会等服务业及娱乐场所，为流行歌曲提供了生存和发展的空间。今天人们常常说起的“夜上海”，其背后，除了城市繁荣所需的物质支撑，脍炙人口的作品和成熟的娱乐体系同样必不可少。实际上，很多影视剧中的上海滩，舞厅、舞女、流行曲三样是必不可少的镜头。
第三，从录播技术来说，唱片灌录以及电台、电影技术的发展，消除了人们与歌曲之间的物理距离。尤其是电台，比留声机便宜许多，普通市民即可购买。即使自己买不起，也可以到商店等公共场所去蹭听。流行歌曲通过电台的方式，进入到成千上万市民阶层的耳朵里。
第四，从文化土壤来说，当时的上海，聚集了一大批国内顶尖的词曲作家，如黎锦晖、黎锦光、任光、田汉等人。他们大多受过良好的教育，对音乐有着本能的热爱，有着以音乐教化人的自觉担当，就把西方音乐与本国传统民间曲调相结合，创造出具有独具特色的民国流行音乐。
所谓乐歌，就是在课堂上教唱学生的曲目。这一时期，流传最广、名气最大的是李叔同的《送别》。此曲现已被各类歌手演绎成摇滚、民谣等不同风格，可谓经久不衰。但就代表性而言，那种缠绵、忧伤，类似于《得不到的爱情》这样的的“靡靡之音”才是主流。谈到这类歌曲，就不得不提一个人。
小亲亲不要你的金，小亲亲不要你的银。
奴奴只要你的心，哎哟哟你的心。
另一首《桃花江》则开头就给人描述了一个美好景象：
桃花江是美人窝，桃花千万朵比不上美人多。
这首歌传唱之广，甚至影响到千里之外的中央红军部队。1956年的一天，毛泽东见到黎锦晖的时候，就曾经感慨，他说锦晖兄，你的《桃花江》影响好大呀，连红军都唱你的歌，不过我们陈老总把歌词改了一下，桃花千万朵比不上美人多，他给改成了比不上红军多了。
黎锦晖的“家庭爱情歌曲”，不仅使他自己登上了中国流行歌曲的新高度，更重要的是为中国音乐发展开辟了一条全新的道路，同时还直接或间接地带动了乐谱出版、歌星培养、电台、电影、歌厅、杂志等一系列行业的发展，进而形成了与流行音乐共生共存的文化产业链和生态圈。
另一方面，面对挥之不去的民族危机，贺绿汀、聂耳等一大批左翼音乐家以这类题材为主创作了《大刀进行曲》《到敌人后方去》《游击队歌》以及《义勇军进行曲》等，成为民国流行音乐的另一道风景线。这类歌曲充满斗争精神，采用的是西方音乐里的进行曲，节奏鲜明，与缠绵悱恻的爱情歌曲形成鲜明对比。
除了这两大类，当时还有大量以个体情感排遣和赞美祖国河山为主要内容的歌曲，如《好百姓在农乡》是讴歌劳动人民的，《夜上海》唱的是歌女的无奈和觉醒，《金丝鸟》唱出被束缚女性的苦恼，《卖报歌》唱的是报童生活。
早期歌星中，以黎锦晖的明月歌舞剧社中的“四大天王”为代表。四人分别为王人美、黎莉莉、薛玲仙、胡笳。她们人以歌红，再被电影厂请去拍片。当时也没有经纪人和签约的概念，这种艺人走穴拍电影相当于揽私活，好处是能够扩大演员名气、提高剧社声誉，副作用是影响剧社正常演出。有一次，王人美拍电影回不来，几乎耽误了剧社的演出，多亏周璇救场。
当时的电影都设计有较多插曲，歌星出演电影，一般也是影片主题曲、插曲的演唱者。所以，电影这种艺术形式，对于艺人的吸引力更强。这也是众多歌星纷纷进入影视圈的重要原因。这些人中，影响力最大、取得成就最高、咖位最重的是周璇。
周璇原名周小红，艺名周啸红，进入黎锦晖创办的明月歌舞团时只有12岁。1934年，上海《大晚报》举办优秀歌星选拔赛，15岁的周璇参赛，获得第二名。但对大多数听众而言，周璇才是他们心目中的冠军。报纸上称赞她的歌声“如金笛鸣沁入人心”，并送其雅号“金嗓子”。
姚莉是上海人，号称“银嗓子”，她的哥哥姚敏是中国近现代著名的词曲作家。兄妹俩合作，一个填词作曲，一个主唱，很快红遍上海大街小巷。前文提到的《得不到的爱情》就是她早年灌录的作品，此外还有比较著名的还有《玫瑰玫瑰我爱你》《哪个不多情》《风雨交响曲》。
另一饱受争议的歌星叫李香兰。李香兰是日本人，原名山口淑子，她的中国名字是其养父李际春给起的。李香兰以此为艺名，求学于北京，练就一口流利的中文。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这一特殊身份使其成为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的头号代言人，并拍摄了不少美化日本侵略的电影。她最为出名的歌曲是电影《春江遗恨》的插曲《夜来香》。
首先是来自文艺圈内部的攻击。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以个体男女情爱为主题的流行音乐因与救亡主题格格不入而遭到猛烈批判。在一些人看来，文艺的主题应该是唤醒民众起来斗争，不做亡国奴，而不是用这种你情我爱的歌曲来麻醉民众。
黎锦晖曾排过一部名为《芭蕉叶上的诗》的舞台剧，写的是一个农村姑娘与在部队当营长的爱情故事。但在舞台表演时，因情吃醋的部分被放大了，姑娘对革命连长爱的部分被缩小了，聂耳看了很不满意，认为把一个革命题材处理得过于庸俗化。当时还是明月歌舞社成员的聂耳公开在报上发表文章，炮轰黎锦晖：
“带领一班红男绿女东奔西跑，……香艳肉感，热情流露，这便是十几年来所谓歌舞的成绩。”
民国期间流行的歌曲，大多采用民间小调的唱法。比如，周璇所唱的湖南民歌《采槟榔》、广东梅县民歌《卖杂货》、安徽民歌《凤阳花鼓》等。这些民间小调在当时的许多官员和音乐人看来，曲调轻佻、油腔滑调，容易让人联想到一些低级趣味，所以始终处于被批评的地位。《桃花江》等曲目的歌词，因直白地描绘女人的美丽和男女的爱情，于中国传统文化气质不符，一度被国民政府教育局定性为淫乐，禁止公开演唱与播放。
《何日君再来》则遭到了当时中日两国的共同排挤。李香兰因看中这首歌，分别用中文和日文进行翻唱，传到日本后，受到日本人热烈欢迎。但不久，日本国家检察机关就下了禁令，理由是那种缠绵的靡靡之音会放松日本军队的纪律，与此同时，要求日军占领区也不准传唱，日本人怀疑中国人用这首歌表达希望中国军人进行反击和营救的期待之情。中国方面，国民政府称之为“亲日歌曲”“汉奸歌曲”“黄色歌曲”，命令全国范围内禁止这首歌流行。在这种形势下，唱片公司将没有卖出的唱片收回全部销毁，广播电台也不准播放这首歌。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称流行歌曲为“靡靡之音”，限制电台播送时间。此举大大影响了地方广播电台的收入。上海广播电台特地致函恳求中央广播事业处：
“流行歌曲，此类唱片流行甚广，故播送时间较长。惟于放送时亦经选择，尽量减少词句肉麻之歌曲。至于乐而不淫之歌曲，纵其唱法属于靡靡之类，仍不能立时取消，否则影响广告收入极大。”
事实证明，他是对的。
具体到民国流行歌曲来说，经过近百年还能被反复传唱，有的是因为旋律简单、易学易唱，如宋扬的《读书郎》。
小呀小儿郎，背着那书包进学堂，不怕太阳晒，也不怕那风雨狂，只怕那先生骂我懒哪，没有学问罗，无脸见爹娘。
有的则是因为意境和旋律都很优美。如李香兰演唱、黎锦光词曲的《夜来香》
那南风吹来清凉，那夜莺啼声凄怆。月下的花儿都如梦，只有那夜来香，吐露著芬芳。更爱那花一般的梦，拥抱著夜来香，闻著夜来香，夜来香，我为你歌唱，夜来香，我为你思量，啊……我为你歌唱，我为你思量。
夜上海，夜上海，你是个不夜城。华灯起，乐声响，歌舞升平。只见她，笑脸迎，谁知她内心苦闷。……换一换，新天地，别有一个新环境。
值得一提的是，许多以抗战为题材的影视作品中，经常出现《夜上海》的歌声，但实际上，该曲是1947年中国香港故事片《长相思》的插曲。
当时，还有一首虽没流传下来、但从歌词上看也很有意思的作品——《夫妻相骂》——
妻子唱：自从嫁了你，幸福就算完，没有好的吃，没有好的穿，没有田地房产，没有金条也没有金刚钻……。
丈夫回唱：你说投机商呀我不敢，你说囤积户呀我是更不愿，不作贪官哪来的金刚钻？难道你要我作盗犯？
如果说，即使在民族危机深重的年代，需要暂时压抑个人情感、鼓励救亡歌曲的形势下，流行歌曲尚能坚韧地生长发展，那么今天，民国流行音乐再度被搬上舞台，既是歌曲本身具有强大生命力使然，也是在和平环境中社会文化更包容的证明。
2004年春节，中央电视台播出纪录片《一百年的歌声》，开篇响起的，就是黎锦晖的《毛毛雨》旋律。一百年兜兜转转，民国流行音乐终于得到它们应有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