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如果有人问，中国历史上那个时期的文人们最自由狂放，最率意妄为，放肆情志，我想说，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因为在这个时期我见到了许多其他时期没有见过的人与事，或荒诞，或新奇，或史无前例，或后无来者。
比如竹林七贤之一的刘伶。这位先生总是肆意喝酒，任性放荡，有时候脱光了衣服裸体待在屋里，有人进屋看见了就责备他。刘伶却说：“我把天地当作我的房子，把屋子当作我的衣裤，诸位为什么跑到我裤子里来！”这位刘伶与阮籍、嵇康相交甚厚，嗜酒不羁，被人们称为“醉侯”。后来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卷七十八》中写道：“刘伶嗜酒，常乘鹿车，携一壶酒，使人荷锸随之，曰：‘死便埋我。’当时士大夫皆以为贤，争慕效之，谓之放达。”洒脱自如到这样地步的人，世间并不多见，他也因此成为了中国文化史的奇人之一。
再比如东晋时期的名士、书法家王徽之。他是书圣王羲之的第五个儿子，字子猷。有一次王徽之坐船进京，船停在码头上。之前他就听说过桓伊擅长吹笛，当时有“笛圣”之称，据说著名的琴曲《梅花三弄》就是根据他的笛谱改编的，但是王徽之并不认识桓伊。说来凑巧，当时碰巧桓伊从岸上经过，王徽之船中有个认识桓伊的人对他说，那就是桓伊。王徽之便派人传话给桓伊说：“听说您擅长吹笛，请为我吹奏一曲吧。”桓伊当时已是显贵要员，很有身份的人物，但他也早就听说过王徽之的名声，就立刻掉头下车，上船坐在胡床上，为王徽之吹了三支曲子。吹奏完，转身就上车走了。这中间宾主双方一句话也没说过，连句问候都没有。互不相识，互相倾慕，互不理会世间的客套，潇洒邀请，潇洒而来，潇洒而去，主客都可谓潇洒至极之人啊。人与人交往中能洒脱自如至此，实属罕见。晚唐诗人杜牧《润州二首 其一》中写到：“大抵南朝皆旷达，可怜东晋最风流。月明更想桓伊在，一笛闻吹出塞愁。 ”我和杜牧一样向往那种随心所欲的风流。
其实这种事王徽之不止办过一次。一次夜里下大雪，他从睡梦中醒来，打开窗户，让仆人斟上酒，抬眼望去，到处银装素裹，于是起身，在屋里慢慢地来回走着，吟诵着左思的《招隐诗》。忽然间他想到了自己的好友戴逵，当时戴逵远在曹娥江上游的剡县，而他此时居住在山阴（今浙江绍兴市），相距很远，但他即刻连夜乘小船前往，经过一夜的时间才到。不过等到了戴逵家门前，他却又转身返回去了。有人问他为何这样，他说：“我本来是乘着兴致前往，兴致已尽，自然返回，为何一定要见戴逵呢？” 这就是著名的王子猷雪夜访戴的典故。
这些人的行为举止让我十分新奇，十分欣赏，也十分敬仰。自由洒脱、无拘无束本就应该是文人们的天性，只是许多时候它们得不到充分的释放。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突然间有那么多的人释放出自己的天性，活得有声有色（有时候还是在特殊的条件下），确实让人为之瞩目。这也让我对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想要认真地关注一下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那些文人们，寻找一下他们的奇闻异事，体验一下他们的生活情趣，探索一下他们的精神世界，在各种人与事中发掘出有意义有价值的东西，还原历史上的某些真实的生活场景和人物性格。
魏晋南北朝时期传统上界定的起止点，为汉献帝建安元年（196）至隋文帝开皇九年（589），这是我国历史上一个长期分裂、战乱频繁的的时代，也是一个封建王朝不断更迭、各民族大融合的时代。历来人们公认，在文化方面，魏晋南北朝是我国历史上又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人们处在不断变化的开放的大环境中，思想活跃，视野开阔，感情奔放，富于创新，勇于探索。科学技术、宗教哲学、历史地理、文学艺术、音乐舞蹈、书法绘画、雕刻建筑等诸多方面都有了空前的发展。
瞩目于这样一个时代的文人们，自然就有了特别的意义，有了无数的有意义的或有趣的话题。它会吸引我们走近他们，了解他们，熟悉他们，跨越时空和他们进行对话，进而丰富我们对历史的理解，在历史中发现一些对今天有益的东西。
在浩如烟海的人与事中，我们需要找到一个切入点，那就让我们先从魏晋时期的一件大事开始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