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浙江歌舞剧院成立六十周年之际，举行了一些音乐家的专场音乐会，以此来追寻浙歌发展的历史，回顾浙歌成长的足迹,《西湖梦寻——钱兆熹民族交响乐作品音乐会》即是在这种语境下由浙江歌舞剧院民族乐团团长段咏明隆重推出，并于2018年1月18日在西子湖畔的浙江音乐厅成功上演。本场音乐会主要由青年指挥家杨广执棒，由浙江歌舞剧院民族乐团演奏，尽管作曲家已去世十年有余，但其夫人亲自到场见证了这次成功的演出，在文化符号意义上亦显得比较圆满。
一、西子湖畔的声音
整场音乐会分上下半场，共演奏了七首乐曲。上半场五首曲目由青年指挥家杨广执棒，分别是：《铙歌》、《柳浪戏莺》、《原始狩猎图》、三乐章的民族交响音画《西湖梦寻》以及《算盘回旋曲》,下半场由著名指挥家王永吉执棒呈现民族交响乐《和》与《马来西亚舞曲》。
《铙歌》开场的唢呐声呈现出军队的威武雄壮，管子的出现则把镜头拉至遥远的北方边塞。钱兆熹幼时生长在河南，把《铙歌》作为开场曲似有交代作曲家生平之意。作品专门突出了“鼓吹乐”中鼓的作用，台前和观众席各放了两面大鼓，四鼓齐鸣，声音立体丰满，仿佛四面八方皆是军队，乐曲中“嘿、哈”的人声容易让人想起旭日下军人赤膊操练时的阳刚，大有“犯我天汉者，虽远必诛”之气势和决心。
二胡协奏曲《柳浪戏莺》采用西湖十景之一的“柳浪闻莺”作为素材，二胡华彩吸收了《空山鸟语》的音乐，表现莺歌燕舞、竞相啼鸣的意境，之后笙声不息，似借用明朝万达甫“林外莺声啼不尽，画船何处又吹笙”之意，传达出“暖风吹的游人醉”之古典的江南情怀。在南宋时，柳浪闻莺是京城最大的御花园，南宋皇帝经常在此观景，三四月间，轻柔的风拂过八百里钱塘，捎来南国温暖的气息，看来这也是“直把杭州作汴州”的重要原因之一吧。
骨哨协奏曲《原始狩猎图》是根据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的骨哨创作的。乐曲分为引子、狩猎、庆功、尾声四个部分，展示了一幅远古时期狩猎的画面。作曲家将潮州音乐古老的“活五”调式巧妙地揉入其中，旋律古朴、清新亦奇特，把兽吼鸟鸣和猎人的呐喊融入神秘莫测的原始森林之中，它让听者把音乐的意境追溯到上古时期，为骨哨这一原始社会时期的乐器注入了新的生命。
《西湖梦寻》原是明末清初文学家张岱所著的一部散文集，通过对往日西湖之胜的追记，表现亡明遗老对故国哀思的寄托，是寓情于景之作。民族交响音画《西湖梦寻》显然亦是通过西湖之景寄托作曲家之情，但这种情显然不同于张岱对明朝的哀思，而是对当下的感受。全曲由《水月》《鱼乐》《山寺》三个乐章组成,乐曲主题鲜明——“水月”朦胧、“鱼乐”谐趣、“山寺”空灵,作曲家用巧妙的音色布局描绘了西湖这幅水墨山水。
《算盘回旋曲》采用了作曲家自小耳濡目染的河南曲剧中的音调，通过算盘与拉弦乐、弹拨乐、吹管乐、打击乐的配合，用喜怒哀乐四个幽默诙谐的段落把一个旧社会的账房先生的性格刻画的惟妙惟肖。
《和》是为排笛与大型民族管弦乐队而作的民族交响乐，创意源自杜甫的《兵车行》。通过“别”、“楚”、“殇”、“祭”四个乐章描写了汉代连绵不断战争给人们带来的巨大苦难，从而反衬出“和”的美好与珍贵，以及人们对它的渴望与追求。作曲家在民族乐队中罕见地使用了西方铜管乐器，并大胆借鉴国外现代音阶技法并创造出独特的旋律，但正如梁茂春所言：“这部作品最成功的地方是旋律发展的民族韵味,他运用了相当多的变音和调式转换,甚至运用了半音阶、全音阶语言,然而始终保持着民族旋律的特殊风味,这点非常难能可贵,说明作曲家在民族音乐语言上的功夫很深。”[①金湘、梁茂春《“无声之中,独闻和焉”——关于民族交响曲《和》的对话》，《人民音乐》1998年第3期，第19页。]
《马来西亚舞曲》这首乐曲似乎在暗示作曲家大胆吸收外来音乐的胆识。整场晚会的节目安排与作曲家生在河南、扎根浙江、兼收并蓄的特点不谋而合。
著名指挥家 王永吉
青年指挥家 杨广
二、师生联袂
作曲家指挥自己的作品具有得天独厚之处，遗憾的是，身兼指挥家的钱兆熹已经去世十年有余，不能亲自登台，也许一些资深乐迷会怀念他做指挥的年代。但是，另外的指挥家却可以给作品带来不同的音乐元素。
本场演出的组织排练与创意主要由青年指挥家杨广完成，演出时特邀了著名指挥家王永吉，二者恰巧是师徒关系，体现了在该领域的传承。作为指挥界的“老炮”，王永吉1977年起在上海电影乐团担任常任指挥以及首席指挥，在上百部影片以及千余集电视剧音乐录音时担任指挥，被誉为“银幕上出现名字最多”的人，他的指挥干练、简明，对速度把握的精准度可与节拍器相媲美。杨广的指挥技术深得其师真传，他手法沉稳、简洁、清晰，儒雅而富于激情，音乐处理精准细腻、张弛有度，风格把握准确到位。王永吉对速度精准的把握与其出身于小提琴专业不无关系，杨广则不同，自幼受民族音乐熏陶，学习二胡、小提琴、竹笛、唢呐，后走上竹笛演奏与指挥专业。他不只是处理音乐细腻和敏感，在许多地方进行了弹性节奏的处理亦非常具有特色，这种弹性节奏恰是中国民族音乐尤其是戏曲音乐中的一大特点。也许正因为如此，在一次与上海京剧院管弦乐团合作后，许多专家认为他是不可多得的戏曲音乐指挥人才，为当今青年指挥家之翘楚。
能获得业界认可离不开对作品的深度理解，杨广即达到此种程度，他认为：钱兆熹民族管弦乐作品的音乐结构、旋律、音色、节奏的复合运用，以及配器都有鲜明的个性特点，自成一家。作品中采用了丰富多变的复合音色以及音色旋律，并且突出音色结构的变化；配器上强调单一乐器个性语言、音色的发挥，并尝试使用新的演奏法；使主题在声部中融合与分裂变化发展；运用多种调式调性以及丰富的和声音响；作曲家的这些特点在本场音乐会中都有充分的呈现。正因有了这种基底，他对作品的把握和对乐队的调动才显得恰到好处。
著名笛子演奏家 杜如松
著名笛子演奏家 蒋国基
三、双星同台
在钱兆熹的创作中，连中国传统的计算工具“算盘”亦成了特点鲜明的音乐表达工具，可见主奏乐器的选取不拘一格。当然，传统乐器的地位并未降低，笛箫等吹管类乐器作为主奏乐器的作品占有相当重要地位，钱兆熹曾认为：“竹笛是浙江的‘拳头’乐器,要放在突出地位。”[②靳卯君：《寻找民族音乐之魂——记作曲家钱兆熹》，《音乐爱好者》1990年第6期，第19页。]之所以如此，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浙江存在一位笛子大师——赵松庭，钱兆熹的创作一定程度上受到赵松庭影响。
赵松庭对中国专业笛子的发展影响极深，除了研制各种笛子、开发演奏技巧、进行乐曲创作，另一个贡献是为中国培养了大批笛子演奏家。这些演奏家多数已经已经遍布全国各地，但扎根于浙江本地的仍有两位著名演奏家：蒋国基与杜如松。二人属于浙江笛子的留守者，也是赵松庭之后浙江笛子的薪火相传者。蒋国基的演奏大多透露出对自然的崇尚，从他的笛声中能感受到大自然的清新与江南水乡的隽永秀美，音乐描绘出人与自然和谐的山水画卷，并透射出对生命的安顿与从容。杜如松与《和》结缘于1988年在杭州举办首场笛子独奏音乐会之时，《和》是该场音乐会演奏的乐曲之一。之后，杜如松带着《和》走过台北等多个地方，本次演出恰逢杜如松与《和》结缘三十周年。每一次他在音乐中经过“战争”的洗礼，就会增添一份对和平的崇尚，久而久之，内心酝酿佛境，音乐透出佛性，笛乐接续文人传统，内含佛性普度芸芸众生。杜如松的演奏是赵氏流派“抑扬顿挫、声情并茂”艺术风格的继承和发扬，他的笛子艺术，不是简单的自娱或表现，而是直陈生命情性，音乐中饱含热情，但绝不止于热情，涉及到更深层次对生命的关照与体验，也许这是从《和》中而来，又在《和》中陈述之故吧。
四、问题与思考
音乐会非常成功，但也有不足之处，以下思考或许更具现实意义。一场音乐会成功的背后是艺术工作者大量心血的付出，作曲家的劳动肯定要排在首位。由于钱兆熹的作品在该乐团多年未有上演，其中有的作品也是第一次搬上浙歌舞台，且绝大多数乐谱为未经过电脑打谱的手稿复印本，有些甚至为简谱，存在着不清晰、总谱与分谱音符无法对应等现象，为排练带来了巨大困难。而指挥家不仅希望在此次音乐会中原样再现作品艺术风貌，还期望对作品内涵进行更深一步挖掘，因而在排练中不可避免地进行了细致的校对和修改，因此，称杨广为当今对钱兆熹作品最为了解人之一亦不为过。音乐会具有历史意义，成功上演之后也使背后的问题浮出水面——这些作品大多未能出版，乐谱面临遗失的危险，不能不说是非常遗憾之事。尽管钱兆熹作为当代作曲家，但这些作品已经属于历史，属于音乐遗产，当今一直提倡传统文化保护，但文化保护不应有“厚古薄今”之理。因此，这些谱子的整理出版应该提上日程，当然可能并非钱兆熹一人，许多像钱兆熹一样的作曲家的作品面临这种情况，因此乐谱整理的确迫在眉睫。
总体来看，从开始策划到最后上演，历经种种困难之后，音乐会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效果，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当然，其意义更为深远——它唤醒了人们对扎根于地方并做出卓越贡献作曲家的记忆，为音乐史的书写积累了鲜活的素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