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不到两年就要退休了，欲望淡了，精力也不济了，于是常常在闲暇之余将我的那把老红木二胡拿出来奏上两曲，心里顿时感到很恬淡，很舒缓。屈指算来这把二胡已经拉了46年了。一般情况下我是不屑拉歌曲的，听行家说只会拉歌曲在二胡界层次很低，因此我大多数情况下只拉二胡曲。平时最喜欢的曲子有三首，即二胡大师王国潼作曲的《奔驰在千里草原》、刘天华先生的《良宵》和朱昌耀老师的《江南春色》。俗语讲“三年笛子五年箫，一把二胡拉断腰”，尤其像我这种非科班出身、没有得到过专业老师指导的纯业余一族，若想达到一定的演奏水平绝非易事，好在只是纯粹为了玩，因此对自己也就没有过高要求，自娱自乐足矣。
昨天下午正在专注地演奏，５岁的外孙跑过来说：“姥爷拉的二琴还挺好听的，您是什么时候学的，我怎么不知道？”原来在他不到两周岁的时候有一次见我拉二胡，他问我在干什么，我说在拉琴，这个琴的名字叫做二胡。从此他便将其称为二琴，一直也改不过来。我摸着他的头说：“小子，漫说你不知道我是什么时候学的，你妈妈和你姥姥都不知道，就连姥爷自己都快想不起来了。”是啊，时间太过久远了，看着这朝气蓬勃的一代又一代人，不免感叹这时光的飞逝，岁月的沧桑。晚上躺在床上辗转反侧，思绪又飞到了那尘封的过去……
1976年秋天，我正在滩里中学上初一。大约是十月中旬的一个晚上，正在睡梦中的我突然听到大街上鞭炮齐鸣、锣鼓喧天，间或夹杂着高声呼口号的声音。我急忙披衣外出，只见大街上挤满了游行的人群，每个人脸都涨的通红通红的，一边走一边振臂高呼。走在最前面的人高高举着横幅标语，上写“霹雳一声震天响，一举粉碎四人帮”。忽然在队伍中发现了手举小红旗的班主任，他洋溢着满脸的笑容，一把将我拉进了游行的队伍，转了整整三条街，直到天光放亮才结束，临走时班主任还嘱咐我今天一定要早一点去上学。回家草草吃了口东西后，背上书包飞也似地跑到学校。见黑板报旁三三两两地站着几个同学指指点点，我连忙凑了上去，一则通知映入了我的眼帘。看到那漂亮的板书我就知道，这一定是身兼学校团支部书记的班主任的杰作，我瞬间明白了他让我早来的目的。在大家都认真观看的时候，一个戴眼镜的女同学便大声地念了出来：“通知，广大团员青年，同学们，为深入揭批四人帮，进一步弘扬党的丰功伟绩，经校团支部连夜研究并报校领导批准，我校拟成立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男女同学不限，分表演队和乐队，望同学们踊跃报名。报名地点音乐教研室。团支Ｐ，1976年10月15日”她故意将团支部念成团支Ｐ，引起了哄堂大笑。其实这也不怪她，由于当时刚刚公布了第二批简化字，“部”字的简化字的确与大写英文字母Ｐ高度相似。
说句实话，我对唱歌表演、蹦蹦跳跳没有一点兴趣，但是对演奏乐器却另当别论，从内心里佩服能用简单的乐器就能演奏出优美乐曲的人，总希望自己也能掌握一门乐器，如今机会来了，我焉能放过。于是下课后便敲响了音乐教研室的门。负责选人是教音乐的闫老师，要说这天津知青出身的闫老师在我们学校可是相当有名，不单单是因为她长相漂亮，而且据说是见过大场面，相当相当大的场面。她从不训人，但就是特别压场，面对当时教室里几乎天天失控的场面，几个高大威猛的男教师轮番声嘶力竭大吼大叫，丝毫不起作用。让人不敢相信的是，只要是闫老师微笑着走进教室，用她那清澈且深邃的目光扫视一圈，整个教室顿时鸦雀无声，所有同学都正襟危坐。
当我进门后看到是她，心里也是一阵紧张。她问我是哪个班的，叫什么名字，年龄多大，然后问我想报什么。我看了一眼她身后的二胡，小声说道地：“我想学二胡。”“你会拉吗？”她微笑着问。听到她问我，不知道为什么竟然鬼使神差说会拉，于是她伸手取下一把二胡交到我的手上说道：“拉一段我听听。”我硬着头皮接过二胡放到腿上，右手捏住琴弓头上的弓毛穗，刚要拉动，闫老师便做了一个暂停的手势，说道：“好了，你回去等通知吧。”我红着脸尴尬地走出了教研室，后来才明白，我一摸二胡，尤其是右手只捏弓毛，人家就看出来我对此一窍不通，正所谓“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没有”，之所以及时叫停，是避免我出更大的洋相，这情商果然了得。
过了几天，班主任通知我放学后去音乐教研室报到。到那以后屋子里已经黑压压坐满了人，表演队有二十几个人，乐队只有四个人。闫老师负责表演队，而我们乐队则由另一位刘老师负责。其实这个刘老师我早就认识，她也是天津人，毕业于河北北京师范学院（该校后来由北京搬到石家庄，又与河北师范大学合并），当时不仅承担着高中部的语文课程，而且还担任着一个班的班主任，教学任务比较繁重。但由于刘老师多才多艺，吹拉弹唱无一不精，所以团支Ｐ特邀担任我们的器乐指导。当初刚进学校初次见刘老师时就被她的气质震撼到了，约摸一米七的身高在当时的农村绝对罕见，平时总留一头干练的短发，猛眼一看特别像当时的歌星关牧村。除了文艺特长之外，其渊博深厚的学养与别具一格的硬笔书法也罕有匹敌。能让她做我们的指导老师，我们几个人都感到非常幸运。然而对于刘老师来说可就不是那么回事了。说是指导，但对于我们四个音乐小白来讲其实就是从头学起，特别是乐器这东西是非常需要天赋的，一开始刘老师付出的心血乃至我们闹出的各种笑话那真是数不胜数，难堪回首。
说起我们乐队的四个人，不仅来自一个班，而且还是来自一个村，上小学时就在一起，关系处的也比较好。大军和我学习二胡，小文和二胜学习横笛。由于这是我们自己的选择，因此我们学的比较认真，也比较刻苦，周一到周六每天晚上都到学校集中学习，风雨无阻，着实下了一番功夫。而刘老师尽管每一件乐器都拿的起放的下，演奏水平不算低，但毕竟不是她的专业，因此我们大多时候也是相互切磋，慢慢探索，但是，刘老师丰富的乐理知识以及乐器方面的常识却是我们望尘莫及的。小文和二胜的横笛需要经常更换笛膜，而笛膜的来源对于芦苇之乡的滩里自然不是问题，但如何粘贴却非常关键，可以说笛膜粘贴质量直接关乎演奏的成败。起初他们是从民间艺人那里学来用大蒜涂抹后粘贴，不仅效果不好，味道还非常讨厌。是刘老师亲自去中药店买来了中药材白芨，才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另外就是二胡的上松香问题。我和大军也是听一个村里会一点二胡的人教我们，将松香点燃后滴到琴筒上，每次都弄的很脏，还有一次把琴弓的马尾引燃了，差点将整个琴烧掉。是刘老师手把手的教我们将松香块用力与琴弓上的马尾来回摩擦涂抹，并和我们开玩笑说：“如果国家民族乐团都点起一根松香往琴筒上滴，那还不得把整个剧院点着了啊。”我们听后不好意思的低下了头，但却永远记住了这个技能与知识点。可能是我本人在乐器方面多少有那么一点天赋吧，过了一段时间后，我的演奏水平提高很快，刘老师在这期间也没少给我开小灶，单独教了我许多首新歌，并多次责成我对其他三个人进行督促和辅导。那一时期刘老师对我们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照我们目前的排练速度，五一前就可以和表演队合练，六一前就可以登台公演，我们听了以后是又紧张又激动。如果不是一场“闹鬼风波”的发生，也许就真的会按刘老师的时间表走下去，可这次的风波差点将我们乐队解散了。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学校到村子的必经之路上，紧邻着一片坟地，白天经过都感到瘆的慌，到了晚上就更加吓人了。我们乐队和表演队晚上虽不在一起排练，但是每天结束时间是一致的，也许老师考虑让我们结伴而行吧。表演队里女同学多，男同学少，其中一个叫小金子的男同学特别讨厌，最会两面三刀、阳奉阴违那一套，可由于这小子五官还算周正，又会表演那种抑扬顿挫的朗诵型普通话，很受老师以及许多女同学的青睐。不知从哪弄来的绿军帽一天洗涮一次，为了显得挺直，里边还衬着细钢丝圈。他每天都涂着厚厚的雪花膏，从身边一过便有一股妖气，没事就喜欢和女同学推推搡搡，我们平时都叫他贾宝玉。而他自己则自栩为表演队的男一号，和同样自以为女一号的某校长的三公主丽丽惺惺相惜，二人经常腻在一起互赠个小礼品啊，互相从家里给对方带点小零食啊，按今天的话说就是大庭广众之下撒狗粮。单说这个丽丽，自恃其是非农业户口，优越感爆棚。春秋季节裤角下永远露着一圈红色的秋裤，意思是说，只有我穿的起，你们谁都不行。这可也别怪人家狂，我们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莫说穿过，见恐怕都没见过。这个骄傲的公主平时一口标准的天津话，我起初还以为她是在天津长大的，后来才知道她只是年前去她天津的三姨家小住过三五日而已，又听说她三姨家只是住杨柳青。
按说你们撒你们的狗粮，和我们没有半毛钱的关系，权当没听到没看到，但公开抵毁污辱我们便不能忍受了。当老师宣布表演队与乐队即将合练时，这二人则百般抵制、阻挠，并说我们乐队这几块料是既没才艺又没颜值的蠢货，和我们一起演出很丢脸、很掉价云云。是可忍，孰不可忍，我们决定对他们实施报复。每天晚上回家前都会听到小金子向老师保证，放心吧，我一定会将这几个女同学安全送到家的，说完胸脯子还拍的咚咚作响。于是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我们四个人悄悄地埋伏在那个前文说到的坟地里，等到小金子和丽丽及另外两个女同学走到坟地旁边时，我们便用塑料鞋底相互拍打着，同时用手捂住嘴巴发出“呜哇、呜哇”的声音，在寂静的夜空中格外刺耳，与此同时，大军还用手电抵在自己的下巴处，通过反复开关，让光亮在脸上一闪一闪的，活像电影里的白无常。几个女同学吓的哭爹喊娘，小金子则撇下大伙一个人撒丫子就跑，比兔子都快，我们几个则顺着坟地后边的小坡猫着腰安全地撤出了现场。第二天我们见到小金子，七嘴八舌地对他说，就你这个德行还保护这个保护那个，遇到情况比ＴＭ谁跑的都快，如果日本鬼子再打进来你头一个就得当汉奸。这小子脸涨的通红，紧紧咬着下嘴唇一言不发。这分明就是不服啊，当晚我们准备如法炮制，再整他们一回。没想到我们刚刚埋伏好，身后突然亮起了两只强光手电筒，同时几只大手将我们几个死死地摁在地上，“呵呵，果然是你们几个小子啊，走，跟我们回办公室。”完了，听声音是总务处的杜主任，落在他手里恐怕是凶多吉少。回学校的路上我猛然醒悟，我们被小金子和老杜合伙套路了，怪不得这小子白天咬着牙不说话，敢情是憋着整我们呢，算你狠。
回到办公室后，我们四人低着头站成一排，由主管纪律的马副校长亲自审问，对我们极尽挖苦讽刺之能事，义愤填膺地训斥了近两个小时，最后可能是太累了，便对我们说：“今天晚上谁也不许回家，回教室写检查，明天早上交给我，然后回家叫你们的家长来。”没办法，写吧。那天晚上我不知怎地，文思泉涌，洋洋洒洒写了三四千字，开篇便是“当前全国形势一片大好，我校也和全国一样，在校领导班子的正确领导下，深入开展揭批四人帮运动。”的标准格式，然后是站在政治的、全局的高度，剖析自己所犯错误的客观必然性，并从灵魂深处深刻认识到，自己之所以犯下了如此严重的错误，根本原因就是四人帮的流毒没有肃清，封建残余思想在做怪，没有认真学习什么主义和什么思想等等，在今后的学习中如何如何……。总之是写出了“三个根源、四个认知、五点警示、六个努力方向”等等等等。第二天早上我们一起将检查交给马副校长后，他不一会儿就转回来，并用手指着我说，你，去上课吧，你们三个马上回家叫家长！“我这就没事了？”看来是检查写得好打动了他老人家，有一技之长还是管用的，瞧瞧你们三个，平时让你们用功学习就是不听啊。我很长一段时间都为自己用才华自救而沾沾自喜，直到有一天马副校长碰到我说，我和你父亲是朋友，和你大姐也熟悉，不然能那么轻易放过你吗？啊？说好的才华呢？说好的自救呢？呸！马副校长走后，我羞愧地扇了自己两个耳光。
要说当时的大人们心真是够大的。我们四个人那一日整晚夜不归宿，全体家长就像商量好了似的，没有一个来找，事后也没有一个家长问起此事。试想，如果放到今天会怎么样？至少会疯掉几口子吧？
这件事情发生以后，马副校长建议解散乐队，是刘老师认为我们几个十三四岁的孩子在学习乐器上一直都很努力，也取得了一定成绩，更重要的是我们几个都是本性纯良之人，因而在校领导那里苦苦求情，才让我们乐队免强保留了下来。为了表达对刘老师的感激之情，从此我们几个更加刻苦和努力。1977年4、5月份，我们终于能与表演队进行合乐，经过几个晚上的磨合，大致上说的过去了。先是在本校的舞台上公演，而后陆续在本公社的村子巡回演出，反响还是不错的，我们也积累了不少的舞台经验。
大约是九月份吧，我们接到新的演出任务，说是到友邻公社的一个叫什么狼虎庙的村子演出，距离我们这里有四、五十里路。一开始不明白为什么要到那里去，直到有一个老师偷偷告诉我们，狼虎庙村是马副校长的老家，大家才恍然大悟。一辆大拖拉机把我们连同道具、装备一起拉到村大队部，记得好像是演出前每人给了一碗什么汤喝，然后化妆准备登台。表演队的同学都化上浓妆穿上了演出服，我们乐队的四个小伙伴也穿上了刘老师亲手为我们设计的仿海军军服的纯白色斜纹布制服，刘老师还亲自为我们化了淡妆。我们四个人相互一看，嘿，还真精神，只是看到大军由于天气炎热，黑色的汗水顺着头发流下来，已经把洁白的制服领子染了一圈的黑，我们都强忍住没有笑出声。村里准备的好几盏汽灯已悬挂在舞台之上，照的四周如同白昼一般。演出开始，第一个节目，大合唱《东方红》，表演队摆好队形后，刘老师向我们一挥手，前奏起，小文和二胜的笛声格外清脆悠扬，通过麦克风响彻夜空，紧接着我和大军的二胡也跟了上来，整曲配合相当默契，社员同志们报以热烈的掌声，经久不息。接下来是女生独唱《洪湖水浪打浪》，也获得了不少的掌声。第三个节目是女一号丽丽的表演唱《绣金匾》，实事求是地讲唱的确实不错，我们的伴奏也很出彩。第二段结束后我们特意将过门的演奏速度放缓，只听丽丽深情地唱到：
三绣周总理，人民的好总理，
鞠躬尽瘁为革命，人民热爱你，
鞠躬尽瘁为人民，我们热爱你。
丽丽唱到这里，哽咽着流下了深情的泪水，舞台下上了点年纪的大爷大妈也都纷纷抹起了眼泪，不一会儿竟有人放出了悲声，由小到大连成一片。这是多么纯朴善良的中国老百姓啊，在他们心目中如同神一般存在的三位领袖一年内相继逝世，他们的天塌了，心里怎么能受得了啊。你还别说，这个村里的支部书记不愧是个合格的领导干部，对大场面的把控游刃有余。看到这种情况后，立马给闫老师递了一个纸条，说是点一个丽丽演唱的歌伴舞《沂蒙颂》，并一再和闫老师强调，他年轻时在山东沂蒙山当兵，对这首歌伴舞非常有感情，让丽丽无论如何也要唱一次。闫老师很着急地找刘老师商量，说丽丽倒是练过这首歌，有两个女孩也跳得了这一段舞蹈，但最大的问题是没人能伴奏啊，怎么办？刘老师想了想说：“实在不行我就上，用扬琴给她伴奏，但问题是我也不熟啊，中途极有可能卡壳。”
“让我试试可以吗？”我走到刘老师跟前，很坚定地说。“前一段时间我自己在家里特意练过这支曲子，我行的，让我上吧。”两位老师瞪大眼睛吃惊地看着我，几乎异口同声地说：“上吧，老师相信你。”这时上一个节目已经结束，按照老师的安排，我这次从幕后走到前台，特意给我搬了一把椅子摆到台上，安排了和独唱演员并排的位置。那个丽丽用怀疑的目光看着我，内心里肯定是一百个不相信，但事到如今也没有办法了。我深吸了一口气，向台下看了一眼，然后平稳地拉起了前奏。台下黑压压的人群此时全都屏住呼吸，目不转睛地盯着台上。两个跳舞的姑娘随着我的演奏翩翩起舞，节奏、速度以及力度出奇地好，丽丽也似乎被带动了起来，表情生动，声音甜美。尽管没有排练过一次，却好像经过了千百次的磨合一样，演唱结束后全场鸦雀无声，我心里咯噔一下，坏了，完犊子了，下不来台了。但还没等我多想，随后就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并伴着喝彩声和尖利的口哨声。到了后台以后，刘老师难掩兴奋地拉住我说：“快说，你什么时候学的揉弦，连老师都不会呢。”“什么揉弦，我不知道啊。”我一脸蒙圈。“那你坐下再拉一遍刚才那个曲子。”于是我又坐下拉了几句，听完以后刘老师纳闷地自言自语道：“怎么又不会了呢？”我忽然想起什么，于是对老师说：“你说的是在台上啊，我那哪是什么揉弦啊，那是因为紧张手发抖、手指哆嗦造成的，你看我这后背都湿透了。”老师们都哈哈大笑起来。整场节目结束后，已经是午夜时分，此时，我们敬爱的马副校长走了过来，挨个和我们师生握手表示慰问，并祝贺演出成功。当走到我跟前时，不仅使劲地握住我的手，还用力抚摸着我的头连声说：“好，好，好。”我当时感到后腰似乎有一股强大的力量托着，不自觉地挺的笔直。
在漆黑的夜暮下，告别了乡亲们，我们又登上了那辆大拖拉机，这时刘老师指着正南方向远处的一片光亮说：“同学们看那边有亮光的地方就是文安县城，我们回去后还要加紧排练，争取到县城的大礼堂去演出，大家有没有信心？”我们都低沉但有力地回答：“有，有，有！”。拖拉机一路突突地吼叫着把我们拉向黑暗的深处。而这个叫狼虎庙的小村子具体在什么方位，整体什么样子，一点也没有看到。直到2018年夏天，我参加省委第十一巡视组巡视文安县委，下榻在鲁能宾馆，每天都会开车从这个小村子经过，每当路过村委会时，就会暗自思忖，狼虎庙村的父老乡亲们啊，你们还记得41年前的那个晚上，有一个十四岁的少年在给你们倾情伴奏《沂蒙颂》的情景吗？
回到学校已是凌晨3点，表演队那边叽叽喳喳喊声一片，大抵是商量谁和谁结伴回家之类，我们也无暇关心，反正我们四个人早已相约今天不回家了。从学校出来后我们骑着两辆自行车一路来到了大清河千里堤上。找到一株几个人都抱不过来的大柳树下，我们半坐半躺在河坡的草地上，望着夜幕下幽幽河水中倒映的点点星光，回味了一会儿刚才的演出，然后又议论了一会儿表演队那边哪个男同学和哪个女同学关系不错，又看到某某男经常用自行车驮着某某女来上学等等。不一会儿就没了话题，同时也来了困意。这时二胜突然说：“我们还是说说长大了想干点什么吧。”见大伙不置可否，便说：“那我先说吧。我三舅在大城县南赵扶公社是个木匠，手艺在当地十里八村都很有名，听说现在专门做老红木家具，可挣钱了，等我初中毕业后就去大城找他，并拜他为师学木匠。”小文接过话茬说：“我真的特别喜欢吹笛子，如果长大了能用吹笛子挣饭吃，不用去生产队干活，那该有多好啊。”大军听后提高了嗓门说：“生产队怎么了，生产队也有好活干。我爸早就和我说了，只要我初中一毕业，就让我表叔给我安排到生产队当记工员，否则他这个副大队长就白当了。到时候我看谁对我好就多记点工分，看着谁别扭就少给他记，想想就美的很。”说完后他们三个人都不约而同地转向了我，说道：“倒是说说你呀，你比我们几个学习都好，你长大想干什么？”我看了看他们三个人，说道：“我长大后只想去供销社做售货员，还必须是副食门市部。”“为什么？”二胜急忙问道。“这你们就不知道了。”我故意卖了个关子。大军一轱辘从草地上坐了起来，说道：“快说说，快说说。”“好，听我和你们说。前几天我去了一趟大柳河供销社，我大姐就在那里的副食门市部站柜台。那天去的时候正好赶上关门盘点，我也跟着他们帮忙点点数啥的，重点来了啊，那个盛点心的木箱子底上竟有一两寸厚的点心渣，门市部主任说这个没数，可以随便吃，既不要钱，也不要粮票，我当场就来了两大口。”二胜说：“那有个嘛吃头啊，没滋没味的。”“外行了吧，外行了吧，那可不光是渣子，里边还埋着真货哩。那天我就在我大姐分的三斤点心渣里发现了好几块大半块的桃酥和整块的绿豆羔。”说到这里我分明看到了大军发亮的眼神和嘴角上的口水。这时，小文突然喊了一声：“快看，天快要亮了，太阳就要出来了。”
我们顺着小文手指的正东方向望去，宽阔的大清河水面就像一面镜子平铺在大地上，两岸就是著名的“万柳金堤”，一排排高大的柳树垂下条条柳丝，在和煦的微风中不住地摆动。不一会儿，就见水面上露出了一个红红的半月芽，月芽越变越大，工夫不大就从水面升腾起一个巨大的红球，看个头约摸有大号的洗脸盆大小，尽管释放出万道金光，将天上的几朵云彩染成了一片片鲜红的朝霞，但此时的太阳却大方地迎接着我们的目光，根本没有丁点刺眼的感觉。我们都不约而同地站了起来，用手卷成喇叭状向着东方大声呼喊。多么美好的日出，多么美好的生活啊，让我们共同沐浴在这温暖的晨光里，迎接新的一天吧。
时间如白驹过隙，转眼就是几十年。都说造化弄人，命由天定，往往不由得你不信。
二胜初中毕业后果然去到大城县南赵扶找他的三舅，并正式拜了师，据说后来二胜的手艺也是杠杠的，后来恰好赶上大城县红木家具大发展，他们作为元老级别的从业者，着实挣了点好钱；小文毕业后在生产队干了几年农活，后来改革开放了，他便组织了一个音乐班子，专门承接红白喜事，还真的吃上了这碗饭。如果你在文安境内及至周边县看到有人家出殡时前头有一拨音乐班子里的锁呐正在卖力地吹着《小城故事多》或者是《今天是个好日子》，那十有八九就是小文。
四人中只有我和大军上到了高中毕业。2018年秋天，我们搞了一次高中同学聚会，酒席间我有意调侃大军：“咱们高中毕业时已经没有了生产队，你的那个当记工员的伟大理想也没法实现了吧？”大军没有立刻回答我，而是端起酒杯抿了一口，慢悠悠地说道：“老同学，你还真的说错了。我儿子开了个板厂，我现在给我儿子打工。你猜我在他厂里干什么？给工人记工，谁每月上了几天工，月底该发多少钱，都是我说了算，哈哈哈哈。”一阵大笑过后，紧接着追问我：“说说你吧，你怎么样？”我端起酒杯一饮而尽，“嗨，一言难尽哪。”其实我的经历更是完美地诠释了“一语成谶”这个成语。1980参加全国高考，考上河北省某学校，毕业后直接就分配到了地区供销社，此后整整三十五年，由地区改到市，一直也没有离开供销社机关，大好的青春年华都贡献给了这里。虽没有站上柜台卖点心，外表似乎光鲜一些，但每日加班加点爬格子的辛苦是围城之外的人难以体会的。点心渣一点也没有吃到，却吃了许多现在想来毫无意义的苦；沧桑的岁月用一只手在脸上狠心地刻下了无数皱纹，而另一只手又无情地薅走了满头乌发，每念及此，“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这句俗语总是在耳边萦绕。直到2017年由于工作需要才转到了党政部门。
说了这么多倒也不是相信迷信，只是岁数越大对生活感触越深，感觉不管什么事情，冥冥之中肯定自有安排。一个人的力量相对于大自然，相对于整个社会，渺小的不值一提。同时还越来越深切地感受到，平平淡淡地过好每一天，决不是一句空话，也不是一句简单的话，个中滋味是需要用时间和阅历来慢慢求证和领悟的。不说了，又有一首新的二胡曲需要练习，拉“二琴”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