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真贵简介
著名中国民族打击乐演奏家、教育家，中央音乐学院原民乐系主任、教授。1941年生于重庆，1960年考入中央音乐学院。曾任文化部（现文化和旅游部）直属表演艺术院团考评委员会委员、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打击乐专业委员会会长、《中国民族民间器乐集成》特约编审等职。出版了《华乐大典·打击乐卷》（主编）、《中国打击乐实用教程》《打击乐曲集》《潮州锣鼓大鼓演奏技法练习》等教材和专著；发表了《中国锣鼓乐特性探微》《论土家族打溜子的艺术特点》《中国民族打击乐专业建设的探索与思考》等论文；创作了《湘西风情》《八仙过海》《鼓诗》《冲天炮》《马灯舞》等作品。先后在台湾、香港地区和德国的唱片公司录制《李真贵与中国打击乐》等CD唱片。曾率团在国内外举办多场中国打击乐专场音乐会，多次应邀赴美国、丹麦、新加坡等国家开展讲学和表演活动。曾获山西国际锣鼓节表演艺术金奖，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民乐艺术终身奖、杰出民乐教育家，上海打击乐协会终身成就奖等荣誉。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1960年，我考入梦寐以求的中央音乐学院，一年后，命运之轮再次为我翻出一张新牌，让我与中国民族打击乐结缘。
两次机缘走上“民打”之路
我于1941年出生在重庆一个普通工人家庭，2岁丧父，妈妈靠打临工含辛茹苦抚养我和哥哥长大。小时候，虽然物质条件十分匮乏，却从未影响我对文艺的爱好。记得抗美援朝时期，我曾被小学老师叫到学校广播室，为全校师生演唱歌曲《王大妈要和平》（我校校友张鲁创作）。除了唱歌，我还喜欢吹笛子、拉胡琴。没有钱买乐器，我就到乐器店偷师，自己做了一把简陋的二胡；没有钱请老师，我就跟着广播自学。我的第一件真正像样一点的乐器，是上初三时妈妈花10元钱给我买的一把蟒皮红木二胡；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专业老师，是高中在少年宫集训时结识的一位重庆歌舞剧院二胡老师。
参加1957年重庆四十中学的一次文艺表演活动
（李真贵后排左四）
我的音乐人生第一个转折点出现在1960年春，当时中央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四川音乐学院联合到重庆招生，我报考了中央音乐学院民乐系二胡专业，并最终以优异成绩被录取。入校后，我有幸跟随蓝玉崧教授学习。他不仅是二胡表演艺术家、教育家，也是中国音乐史学家和著名书法家，知识渊博，学养深厚，令我受益匪浅。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国家大力提倡发展民族音乐艺术，民乐系先后设立民族乐队指导专业（1958-1961）和民族器乐和戏曲作曲专业（1961-1964），同时为适应现代民族管弦乐队的发展之需，把创建民族打击乐专业提上议事日程。1961年暑假，学校组织多个“向民间学习小组”，下到全国各地去采风、学习民间音乐。我作为二胡专业一年级学生，跟随军驰（领队，作曲），袁静芳（扬琴）、李婉芬（古筝）、王国潼（二胡、高胡）、胡志厚（唢呐、管子）等人到广东采风、学习。我被分配到广东省歌舞团跟随谭佩民先生学习潮州锣鼓，由此开启了从事中国民族打击乐专业的新旅程。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祖国的东南地区，更是第一次现场感受 “潮州大锣鼓”的艺术魅力，一切都是那么新鲜且难得。而对于民间音乐的喜爱与珍视，更是让我恨不得每天不睡觉地去学习和练习。9月秋季开学之际，采风学习小组在学校小礼堂举行汇报音乐会，我演奏了潮州大锣鼓《抛网捕鱼》、小锣鼓《粉蝶采花》等乐曲。
从大学二年级起，我的主修课程除了二胡，又增加了民族打击乐。学校安排我跟随民间音乐家朱勤甫、赵春峰及西安“意俗社”秦腔剧团司鼓梁建国先生，学习苏南十番锣鼓，河北、山东民间锣鼓和秦腔锣鼓。先“识”乐种，再“拜”鼓王，由二胡转到“民打”，足见当时学校和民乐系为筹建新专业在我身上的良苦用心。1965年，我作为中央音乐学院培养的第一位民族打击乐专业本科毕业生，留校成为“民打”专业的创建者及首位专业教师。
创建“民打”专业任重道远
当年我留校工作时只有24岁，正是干一番事业的大好年华。然而，一波波的政治运动打乱了一切计划。直到“文革”后恢复高考，我才正式招收第一批中国民族打击乐专业学生（附中、大学共4名），而这距离我留校任教，已相隔整整13年。
1978年与第一届学生北海公园合影
（第一排从左至右：何建国、李真贵、王建华，第二排从左至右：孟晓亮、安志刚）
李真贵（右一）参加1979级中央音乐学院首位民乐硕士
刘长福硕士学位论文答辩会
1995年在首届中国鼓吹乐学术研讨会上宣读论文
一个专业的建立，不仅要有老师和学生，还要有足够支撑该专业的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特别是教材）。“民打”专业的建立虽然是从“零”开始，要在一张白纸上作画，但它并非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这个“源”，这个“根”，就是“历史悠久、种类繁多、色彩丰富”的民间锣鼓音乐艺术。因此，作为民族器乐的一个新专业，“民打”要想真正“立”起来，就要扎根民间，从民间锣鼓音乐艺术中汲取营养。数十年来，“深入民间，寻根溯源”，是我一直所倡导且身体力行的。自20世纪80年代起，我一边教学，一边坚持到全国各地考察采风，先后赴安徽、湖南、山西、陕西、河南、山东、四川、重庆、广东等地，收集整理民间锣鼓资料，拜师学艺，并把自己亲身学到的曲目，有选择地编入教材、纳入教学内容。皖北的“花灯”，湘西的“打溜子”，山西的“绛州锣鼓”，我都曾多次去观看、去学习。民间音乐的淳朴与自然、激情与奔放，一次次地打动我、吸引我。我印象特别深刻的一次，是1984年在山西观看当地农民表演的威风锣鼓。他们的表演是那样的投入，那样的忘我，那样的动人心魄。尤其是在广场上的表演，那粗犷的舞姿、铿锵的鼓点、豪爽的精气神，与弥漫在空中的黄土交揉在一起，真的让人有一种撼天动地的感觉。我流着眼泪，看得如痴如醉。富有浓郁生活气息的民间锣鼓，永远是我的“天下第一师”。但是，向民间音乐学习不能只当一个“二传手”，因为富有鲜明个性和泥土芬芳的民间音乐素材，并非都适用于专业教学，不能直接“搬”上课堂，必须经过选择和重新编创，使之系统化、体系化乃至精致化。因此，边学习、边记录、边整理、边创编，是我每次采风的常态。正如我的好友、著名民族音乐理论家乔建中，在为我出版的第一本打击乐教材《中国打击乐实用教程》（1994年于台湾出版）所写的序言中所说：“一方面是尊崇风雅、敬重民间，同时，又以‘无一定师’‘转益多师’的态度，变伪求真，取精用宏，从而把‘学’（向民间艺术家学习）与‘教’（传授给学生）、‘继承’与‘创造’有机地融为一体，使之成为支撑这门新专业的根基。”
上：20世纪80年代赴山西绛州鼓乐团采风
下：20世纪90年代赴河南采风学习“战鼓”
中国民族打击乐的演奏技巧、手法、风格等，都主要源于民间，而要想建立一个具有专业性、系统性、创新性的教学体系，只有这些还远远不够。因此除了向民间音乐家学习，我还拜师原中央歌剧院小鼓演奏家陈兰生、我校打击乐演奏家刘光泗教授（曾任总政歌舞团、军乐团打击乐首席），学习西洋打击乐。
从1961年被学校安排学习中国民族打击乐，1965年毕业留校拓疆创业，到1977年招收第一批专业学生（1978年入学），2021年最后一位硕士研究生毕业（2005年退休后被学校返聘），我一直在为“民打”专业的建设发展竭尽所能，努力工作。如今，一个“甲子”过去了，在学校、民乐系和教研室老师们的共同努力下，“民打”专业的教学体系已初步形成：教师从一名到五名（五世同堂），教学层次已包括附中、本科、硕士、博士研究生，教材从“零”到多部。而这一切，都来之不易。同时，考虑到中国当代民族音乐的发展趋势和当今社会对音乐人才的多元化需求，我还确立了“以中为主，中西兼学”的专业发展思路，也就是说，学生除了要学习中国民族打击乐，也要学习常用的西洋打击乐，除了独奏训练，亦要有重奏、合奏训练。
对学生亦师亦友“因材施教”
对于“民打”专业的确立与发展，我经历了从学生到老师、再到学生的循环往复。从最初的一无所知到今天略有所知，“教学相长”启示我，应该构建新型的民乐教学模式——教师与学生“亦师亦友”、平等互动，只有这样，学生才会把最真实的一面展现出来。学生们都说我严而不厉、温而不愠。我在上主科时从不“说废话”，上课就是要指出学生问题所在，给予要求和建议；课下则是与学生打成一片，做到信任和平等。当老师，我既感欣慰，又有压力。每当看到学生取得成绩和进步，能够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回馈家乡、回馈社会，心里就感到特别欣慰。但同时，60余年教学历程也会有一种无形的压力伴随着我。因为教学要随着社会发展的需要而变化，这就要求我要不断学习、更新知识。从宏观上讲，这种压力也是一种使命感和责任感。
音乐专业教学注重“因材施教”，而在我看来，从各方面为学生把关，是更广泛意义上的因材施教。我从不限制学生的“业余”爱好，但前提是先要完成好本专业的课业。我有位一直从附中“带”上来的学生，很喜欢作曲。通过观察，我发现他性格开朗、聪明有灵气，想法还多，就鼓励他利用课余时间学习作曲专业知识。他也很刻苦，白天练鼓、晚上做题，本科在学校辅修作曲专业，硕士赴德国深造，现攻读博士学位。此外，我的学生中还有搞爵士乐的，甚至有人改行开飞机。大学是人生发展的重要时期，在学生的关键时间节点，为其把握、确定正确的发展方向，这是老师的责任。
“民打”专业需要教学、舞台实践与创作相结合
我们是一所专业音乐院校，培养人才是首要职责。作为教师，我也一直以“教书育人”为天职，所教的学生已经是第四代了。
除了课堂教学，我也很重视舞台实践和创作。我认为，舞台是所有音乐表演专业的最终归宿，学生必须要有舞台实践，而如果没有好作品，舞台也就成了“无米之炊”。只有将教学、舞台实践与创作相结合，中国民族打击乐专业才能有更好、更持续的发展。
1993年赴台北演出
（从左至右：任同祥、李真贵、赵松庭、王范地）
各个时期参与的演出与交流活动
音乐表演专业能否持续发展，作品是一个关键因素。作为中国民族打击乐来讲，从民间到专业，从继承传统到创新发展，不仅是演奏技法上的精进和丰富，还要有一批“立得住”的作品才可以。民间音乐有“创演合一”的传统，很多现代民乐经典作品，也是各专业演奏者们的“演而优则创”。因此，我自己也进行创作。我认为，音乐创作一定要有热情和欲望，这样才会产生好的作品。如《鼓诗——为一群中国鼓而作》《冲天炮》这两首作品。前者原是谭盾创作的吹打乐《剪贴》中“鼓”演奏的段落。我听了以后很受感染，想把它重新创作成一首纯鼓乐作品，在征得作者同意后，创作了这首《鼓诗》。后者为一首打击乐合奏作品，是我在重庆江北县寸滩乡观看农民锣鼓队表演后，萌发创作灵感，以专业演奏技法呈现的一首献给我家乡的作品。
另一方面，我也经常与学生们一起举办音乐会。如，1984年我带领学生在学校音乐厅，举办首场中国打击乐专场音乐会。音乐会上，我们不仅演奏了《淘金令》《下西风》《夜深沉》等民间传统打击乐曲，还演奏了《老虎磨牙》《锦鸡出山》等民间打击乐改编曲，以及《空谷流水》《钟鼓乐三折》（周龙）等多部新创作品。2019年，我带领80位学生在国家图书馆艺术中心音乐厅奏响“鼓诗——李真贵打击乐师生音乐会”，这场音乐会意义有三：央音“打击乐人”为建国70年大庆献礼；第四届北京鼓乐节组成部分；79岁的我的“舞台谢幕”。
2019年“李真贵师生打击乐音乐会”
上，音乐会后的大合影
下，师生四代同台表演打溜子《锦鸡出山》
（从左至右：刘畅、王建华、李真贵、乔佳佳）
相较于民乐系的其他专业，“民打”专业创建较晚，还有较大的发展空间。退休后，我在理论著作、教材编写等方面笔耕不辍——历时6年与团队完成并出版《华乐大典·打击乐卷》，今年还将推出《中国音乐轻松学（中国民族打击乐分册）》。
未来，我仍希望青年一代能够将“民间采风”的优良传统保持下去。对于民族器乐表演专业而言，民间音乐实在是一片必然要投入其中的海洋，谁进入的深，谁进入的长久，谁进入的忘我，谁就会与众不同，谁也就会艺运长久；其次，要怀有开放的心态，在加深对民族传统文化内涵认知的基础上，将时代元素有机融合到传统表演形式中，并与西方打击乐相互融合促进、共同发展。
采访最后，李真贵教授对青年教师和学生
提出殷切希望
时光荏苒，岁月无痕，我虽已进入耄耋之年，但中国民间锣鼓音乐给我的那份激情和感动，从未减退。最后，我想以三句话与青年教师和学生们共勉：“勤奋敬业，传承发扬；创新引领，砥砺前行；为人师表，立德树人”。
本文为原创内容（部分图片由李真贵教授提供），未经同意禁止商用、转载。文章及图片版权归中央音乐学院档案馆（校史馆）所有。
供稿：档案馆（校史馆）
采访：张乐、宋学军
文：宋学军、张乐
视频剪辑：张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