朴东生1934年出生于辽宁沈阳，自幼喜爱音乐。1952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哈尔滨东北鲁迅文艺学院，主修中西乐器，选修理论作曲。1954年师从王也夫、温淑铮等学习作曲与指挥。1954年，朴东生即以出众的才华，调入中国青年艺术剧院附属儿童剧团管弦乐队担任演奏员，两年后又被调到中央歌舞团，成为团里最年轻的乐队指挥。尤其是1956年他成为中央音乐学院前苏联专家班上的一员，业务水平上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以后就在沈阳歌舞团、辽宁歌剧院、中央歌舞团任首席指挥。朴东生60年的艺海生涯，为中国民族音乐事业的发展，倾注了大量的心血。青年时的他已显露出作曲的潜能，早在1952年就与白洁合作，创作了民乐合奏曲《东北风》；而后颇富影响的是他创作了民乐合奏曲《苗族见太阳》，由此从一名演奏员向作曲家转变。1956年创作了二胡独奏曲《在草原上》，这是二胡曲上首次借鉴西洋大小调关系转调的技法，结合民族风格的音调与二胡的技巧，使乐曲与演奏别开生面。后来成为民乐指挥大师的彭修文作了首次二胡表演，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957年创作了扬琴独奏曲《山谷的黎明》《东湖之春》，以其形象鲜明、意境幽远而被广为流传。同时，他编曲的唢呐协奏曲《欢庆胜利》，也是最早以唢呐为主奏，乐队协奏曲形式的乐曲之一。
在上世纪50年代，他创作的民乐合奏《儿童舞曲》，代表北京地区参演第一届全国音乐周。特别是他作为童话剧《马兰花》的作曲者之一，该剧的广泛流传影响了整整一代人的成长。1958年他被下放到苏北锻炼，接着转至陕北延安支边，后来又调到辽宁歌剧院。在艰苦的环境中，不仅没有磨灭他对民族音乐的追求，相反在此期间他指挥、创作、移植、编配了大量的音乐作品，如《江苏民歌组曲》，由中央广播民族管弦乐团和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乐团民族乐队联合演奏，作为国庆10周年献礼作品在北京隆重上演。另创作了笛子曲《栽秧忙》；板胡曲《彩霞》；二胡曲《飞驾铁牛》等。1977年朴东生重新回到阔别18年的中央歌舞团担任常任指挥。1979年开始，朴东生逐渐步入自己艺术生涯的巅峰时期。他创作的民乐合奏《青年参军》参加国庆30周年献礼演出并荣获文化部优秀创作奖，二胡与乐队《洪湖主题随想》（乐队改编）至今仍是中央民族乐团经常演出的保留曲目。小合奏《望银河》于1983年全国第三届音乐作品“民族器乐”会上获奖。同时，出版了两集《外国民间乐曲选》，为我国民乐演奏外国乐曲，扩展民乐的演奏领域，结累了丰富的经验。民族交响诗《牡丹仙女的传说》，1986年由香港中乐团首演，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1987年为“千人中华大字”改编并指挥了《金蛇狂舞》，这是我国组建最为庞大的民族乐队。正如指挥千军万马的将领那样，他的指挥和驾驭乐队的能力，正谓得心应手、潇洒自如。另又创作了交响合唱《中华颂》、民乐合奏《阿里山素描》、声乐组曲《汉徘》、鼓的交响《普天同庆》、弹拨乐合奏《香江谣》、话剧《蔡文姬》配乐等；为电视剧等作曲、指挥的有《野店》（河北电视剧制作中心）、《刘邓在汉江前线》（河北电视剧制作中心），还有他完成了数十部国宾晚会总谱的编配，等等。
其间，朴氏还担任了很多乐队的指挥，如先后应邀赴台湾担任台北市立国乐团、国立艺专实验国乐团、高雄市国乐团客席指挥；也曾应香港中乐团、新加坡华乐团的邀请担任客席指挥；曾任中央民族乐团、中国歌剧舞剧院民族乐团、成都民族乐团、黑龙江省歌舞剧院民族乐团、山西歌舞剧院、辽宁歌舞团等团队的客席、特聘指挥，并指挥中央歌舞团等团队出访过十几个国家和地区。曾为多部电影、电视剧、录音专辑担任指挥。特别应该指出的是，他把自己的实践经验不断加以总结，撰写了《乐队指挥法》《指挥入门》《民乐指挥概论》《合奏与指挥》《民乐记事50年》等音乐理论书籍，填补了中国民乐指挥理论研究的空白，也为我国民乐的发展留下了历史的烙印。
1994年，是朴东生从事民乐工作45年，他亲自执棒了个人作品音乐会。音乐会浓缩了他45年来的音乐精品，真实地再现了朴氏对中国民族音乐，尤其是民族器乐艺术继承与发展的理念与主张。
朴氏对于民乐的贡献，还不仅在于创作与指挥方面。近20年来他广泛地参于各种民乐活动，为民乐而摇旗呐喊、身体力行。1986年，他为了重振中国民乐，与著名的民乐指挥家、作曲家彭修文、秦鹏章等人，发起成立了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后来他长期担任会长，在执着于民族音乐活动的同时，撰写了大量文章为弘扬我国民族音乐而不遗余力。他大量介绍了专业民族乐团（队），如上海民族乐团、山东济南前卫民族乐团、山西省歌舞团、吉林省民族乐队等，也推介海外的民族乐团，如台北市立国乐团、香港中乐团等，即使是业乐的民族乐队，他也积极撰文加以鼓励与支持。另外，朴氏又积极组织与参于全国及各地的民乐创作及演奏比赛，不断发现与提携优秀的民乐人才。他深切地认识到，中国民乐发展必须从青少年抓起。于是，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考级活动，这项活动推动了我国社会艺术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
正像他的《龙乡龙乐未了情》所说的那样，“作为从事民族音乐50多年的‘老民乐人’，我认为有责任将自己所经历的民乐活动记录下来，让同道，后来人在新世纪不断创新和发展的里程中作个参考，应当是一件有意义的好事。”他对民族音乐充满着爱，他记录的民族音乐发展的历史足迹，是一份宝贵的音乐遗产。
